在古代交通条件不发达的状态下出门做生意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那些离乡背井的生意人往往需要靠和同乡同姓的帮扶才能立足。在这种背景下就自发形成了一系列以乡土亲缘为纽带的商帮。到了清代已乡土地域划分的晋商、徽商、粤商、秦商、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河南商帮等十大商帮。当然十大商帮各自的贸易覆盖面和知名度并不一样。

有时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也被合称为“五大商帮”。由此可见这五大商帮比起其他五大商帮在人们心中的知名度是更高的。除了“十大商帮”、“五大商帮”之外还有“三大商帮”的说法，不过关于“三大商帮”具体指的是哪三大商帮却说法不一。有人把粤商、徽商、晋商合称为三大商帮 ，也有三大商帮是指陕商、晋商、徽商的说法。无论在哪种说法中晋商始终都占据着一席之地。

晋商的代表人物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时身为木材商人的武士貜在财力上给予了大力资助。李渊父子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锐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的。唐朝立国后武士貜名列“太原元谋功臣”之一，一时间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武士貜在政治上对李渊父子的投资为他的女儿武则天攫取了上位的第一桶金。

如果说隋唐时期的武士貜是晋商群体的早期代表，那么到了明清时期晋商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晋商在这一时期的崛起首先有赖于山西的地理优势：自古以来晋北就是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传统意义上的分界线。从汉代开始的历代统治者莫不重视晋北边境的互市贸易。明洪武三年(1370年)因山西等边地急需军粮，所以募集商人输粮换取盐引：商人们凭引领盐运销于指定地区。这一制度被称为开中法。

盐在历朝历代都是控制的专卖品。其收入是的重要财源。其实开中制度在宋元时期就有，到了明代开始将这一制度大规模地运用到边防。在当时没有盐引会被视为贩卖私盐而定罪。每年的盐引量在8万引左右，因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靠近九边重镇的山西商人抓住天时地利得以发展起来：山西商人不仅从事盐运贸易，边境贸易也是其传统的商业活动。

地狭人稠的山西在历史上就有重商的风气：很多优秀的人才都涌向了商业领域。他们以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的精神把生意越做越大。明末奸臣严嵩的儿子严世藩曾搞过一个大明富豪排行榜的调查，结果发现天下最富裕的17家人中有12家是皇亲国戚，只有5家是平民百姓，而在这5家中有3家是山西人。明隆庆四年（1570年）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得到改善后明朝颁布了开关互市令。

晋商由此得以与关外各民族开展贸易：蒙古商队出口马匹与畜产品，晋陕商人出口粮食、布帛、绸缎、茶叶等物品。这样的互市贸易使晋商迎来了一次发展高潮。进入清代以后山西商人继续延续着古已有之的传统：深入大漠贩运军粮、军马等物资，从而为朝廷在当地的驻军提供后勤保障。与此同时他们也和漠北蒙古诸部展开民间贸易。这一时期晋商的贸易版图几乎是随着大军的足迹扩张的。

明末清初的蒙古诸部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部分。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就已征服了漠南蒙古诸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北蒙古在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威胁下归附清朝。公元1755年乾隆皇帝趁准噶尔内乱之机出兵进占伊犁。两年后清军平定准噶尔残部阿睦尔撒纳的叛乱。至此漠西蒙古地区已全部被清王朝控制。1759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将天山南北的整个新疆地区纳入到了版图。

1689年9月7日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中俄两国东部边界——从法律上确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1728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在重申《尼布楚条约》对中俄两国东部边界的规定这一基础上开放了两国在尼布楚、恰克图等地的互市贸易。在这一过程中晋商的贸易版图也随着清军的推进拓展到黑龙江畔、天山南北等地。

这一时期晋商开辟了两条中俄贸通道：一条是由恰克图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至张家口，一条是由恰克图经库伦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晋商供给俄国的货物以茶叶、大黄、瓷器、丝绸为大宗，俄商再将这些货物转运到欧洲市场上去销售。从康熙年间开始以晋商为代表的西帮商人垄断内外蒙古和对俄罗斯的边境贸易长达二百多年。这一时期聚集山西商人的山西会馆、山陕会馆遍布全国各地。

晋商由此迎来了继明代隆庆开关以来第二波发展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八大晋商家族：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太谷孔家。祁县乔家因为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缘故比较知名，实际上当年八大晋商中的首富是临汾亢家。亢家是当时富甲一方的大盐商、大粮商。全盛时期的亢家有多达几千万两白银的资产。

素有白手起家通天下的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乔家最出色的人物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乔致庸：他以诚信为本、刻苦经营，从而带领乔家实现了货通天下。榆次常家是经营与蒙古、俄国的边贸世家。常家从乾隆年间至宣统年间一直是山西首屈一指的豪门。以绸缎生意介休侯氏凭借极好的工艺与绸缎花色设计迅速致富。当时的人因此称介休侯氏为“侯百万”。

太古曹家是八大晋商家族中商铺规模最多的。曹家发迹于酿酒、典当、杂货生意，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省外大商。祁县渠家是祁帮的一支劲旅：天下闻名的祁家茶庄“长裕川”，其票号“三晋源”也是远近闻名。介休范家早在明代就出入关内外为满清提供军需与情报，满清入关后范家成为了清王朝御用的世袭皇商。太谷孔家最著名的人物是民国时期的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

道光年间英国等西方列强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使中国的大批白银流向海外。清的禁烟运动遭到了英国人的战争报复。鸦片战争失败后清被迫割地赔款，同时在中外贸易中给予外国人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这一切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经济民生的凋敝，然而这时的晋商却迎来了第三波发展高潮。晋商的这一波发展高潮是以创建票号为标志的。所谓票号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

道光年间晋商发明了能在全国各商号之间自由汇兑的银票。随着汇兑量的增加就使得从事金融汇兑的票号、银号应运而生：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诞生于山西平遥县西大街。此后过去主要经营与蒙古、俄国的边境贸易的各大晋商家族纷纷介入银号生意：祁县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太谷曹家的票号遍布大半个中国。

全盛时期的山西票号甚至把分号开到了俄国莫斯科、日本大阪、朝鲜仁川、印度加尔各答、新加坡等地。先靠经营传统贸易积攒资金后转而经营金融业在当时的山西汾河谷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介休侯家因此积累资产约七八百万两；太谷曹家积累资产达六七百万两。太谷、平遥、祁县等地被时人称为“金银谷”。外国传教士甚至称太谷为“东方的华尔街”。就连清的国库税银汇兑和庚款筹集的业务都是由晋商票号办理。

然而这已是晋商群体最后的辉煌了。晋商的崛起有赖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独特的地理资源和地理优势；得益于一定的政治条件；自身的主观能动使其在面对时局变化时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不过这些条件到了晚清时期都已逐渐被削弱：晋商在崛起的过程中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利用独特的地利优势经营与蒙古、俄国的边境贸易，然而山西的地理优势在鸦片战争之后已被削弱了。

鸦片战争之前清总体上是闭关锁国的。当时朝廷实际上只开放了两处贸易：一处是主要经营海洋贸易的通商口岸广州，一处就是由晋商主导的与蒙古、俄国的边境贸易。在当时的环境下晋商实际上得以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中国北方的商业贸易。清代的十大商帮中粤商、徽商、浙商、苏商多是南方商帮，所以北方商业这半壁江山其实是没人与晋商竞争的。

鸦片战争以后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被开辟为新的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南京、天津等地也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从此中外贸易主要是通过东部沿海的通商口岸进行，而山西则失去了以前独占的地理优势和垄断地位。晋商之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独占中国北方的贸易市场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朝廷的政策扶持：晋商在从事边境贸易的同时也为朝廷在边疆的驻军提供后勤补给以换取支持。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廷的八旗军和绿营军都已被证明腐朽不堪再战。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日益壮大。一方面是外国列强的侵略日甚一日，一方面地方势力越来越尾大不掉。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自己尚且朝不保夕，那么晋商过去所能享受的政策优待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以胡雪岩、盛宣怀为代表的南方商人因为得到左宗棠、李鸿章的支持成为了新一代的红顶商人。

晋商群体的没落一方面是因为失去了地理优势、政策扶持等昔日独占的特有优势，另一方面晋商的没落也和其他商帮有着一些共同的原因。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转型过程中没落的并非只有晋商，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各大商帮几乎都在这一过程中走向了没落。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列强用武力打开了国门：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开始对依靠血缘和地缘维系的中国传统商帮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尽管晋商的票号被如今很多人视为是古代的银行，然而票号在与外国人投资的新式银行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中国的传统商帮面对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冲击只会有两种结果：要么顺应时代潮流变革自强；要么最终在时代的冲击下被淘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人们视农业为本，而商业则被视为不入流的末业。

古代经商之人大多抱有“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观念：商人们往往通过商业贸易发家致富后都要买房置地，从而使自己转型成为封建地主。从明代起各大商帮的资本就普遍流向土地。晚清时期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所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

当时包括晋商在内的各大商帮几乎无不是在通过商业发家致富以后都要回乡买房置地养活一家老少的。这种观念使中国的传统商帮发展到后期几乎都转型成为了封建地主阶级，所以他们没法完成向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转型。山西票号在与新式银行的竞争中墨守成规，以致于屡屡失去自我改革的机会。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

按说中国人要办自己的银行是一件大好事。鹿钟霖特意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当时山西票号在北京的分号经理们多数赞成这一提议，谁知总号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号不准入股。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为近代江浙买办财团的后来居上埋下了伏笔。1908年2月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时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然而却又再次遭到山西票号的拒绝。

山西票号因此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由始至终山西票号始终处于一种封建化的经营状态，未能完成近代化转型的山西票号在与新式银行的竞争中最终输得一败涂地。作为封建经济代表的晋商也高度依赖于封建在政策上的扶持，而当封建朝廷自顾不暇时晋商这样的封建商帮走向没落也就成为必然了。当然晋商的没落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事实上八大晋商家族并非一夜之间全都衰败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已意识到时代的转折，于是他们试图通过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跟上时代潮流。众所周知山西是产煤大省，加之当时保矿运动正如火如荼，所以山西商人的主要投资对象是煤矿业。煤矿业比起棉纺、面粉、卷烟等轻工业具有投资多、周转慢等特点。煤矿业需要相当长的投资周期才能看到收益，这就导致投资者的资金被大量积压。

煤矿业投资周期过长本就对投资者不利了，而当时中国的矿产主权又遭到了列强的破坏。晋商在投资矿业的过程中面对着英国、日本等国的矿业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外国矿业公司不仅在开采技术上更先进，而且在企业经营管理上也比晋商这种封建经济的代表更先进。外国对山西煤炭资源的掠夺最终加速了晋商群体在矿业投资上的失败。晋商就此失去了最后一次翻盘的机会。

清朝末年祁县乔家的票号业务被清廷开办的官方票号夺占，从此祁县乔家逐渐走向衰落。清末民初俄商在贸易中拖欠巨款不还，与此同时俄国对晋商出口的茶叶征收巨额关税，主要经营边境贸易的榆次常家因此陷入绝境。同一时期太谷曹家也开始走向没落：进入民国以后曹家尽管仍勉强支撑，但家境与全盛时期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九一八事变后曹家在东北的票号被伪满收归导致曹家彻底没落。

介休范家本就是清的御用皇商：清朝统治稳固之时范家的产业也越做越大。范家因官商而兴，亦因官商而衰——随着清王朝的没落也使范家走上了无可挽回的没落之路。八大晋商家族中只有太谷孔家因为出了个孔祥熙得以维持门面，然而这时的孔家已不能视为是传统意义上的晋商了。孔祥熙所涉足的产业包括金融业、纱业、矿业、农业，同时他与江浙买办财团势力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