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馥兰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科技史专家。她是英国皇家学术院院士，曾经担任过国际技术史学会的主席。李约瑟博士主编的巨著《中国科技史》中的农业卷，就是由她撰写的。《技术与性别》这本书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一出版就成为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并在1999年获得了美国技术史学会颁发的德克斯特奖。

它的内容听起来虽然很学术，但它讨论的问题，其实跟我们很相关，就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各种便利，几乎都得益于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活也在毫无察觉的状态下，被技术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人曾经做过一个调查，2007年以来，美国口香糖的销量下降了百分之十五，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竟然是智能手机的出现。在超市里，口香糖常常被摆在收银台旁边，这其实是一种销售策略，让人们在等着结账的时候顺手买一盒。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人们在等待的时候始终盯着手机，根本没时间环顾四周了。

像这样技术改变生活的例子，相信你还能举出很多。也许你会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技术的发展总会让人的生活变得更糟。这种想法当然没错，然而，如果再多想一步呢？技术也许是无害的，但是一种技术能够传播，不会没有原因，它一定会传达当时社会的流行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把技术看作观念的桥梁。技术来自观念，当它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后，又反过来塑造我们的观念。

建筑技术中房屋的空间设计，如何规范和塑造女性形象。

有句老话说，“男主外，女主内”，这是传统社会对家庭分工的基本观念。在男性主导的古代社会，男人是参与社会事务的主体，无论是劳作、读书，还是做官，都是男人的天下。所以，家庭以外是男人的世界。女人，就应该安分守己地待在家里，为出去打拼的男人提供安稳的居所。

这样的性别划分不只在观念中存在，也体现在日常居住的房屋设计里。房子不是给人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住处那么简单，房子也承载着人们对家庭的理解。传统社会对于家庭的观念，对于男人和女人的观念，都通过房屋的空间设计表达出来了。随着人们在房屋中的活动一代代地重复，这些观念，也在人们的头脑中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

北京传统的四合院，就是典型的代表。大多数的四合院，四面都有围墙，大门是院内世界和院外世界唯一的通道。即便如此，一般的四合院还是会在大门里设计一个影壁墙，拦住那些企图窥探的目光。围墙，把里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分开，把男人的世界和女人的世界分开，也明确区分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这就是四合院这样的传统民居首要的功能。

在传统儒家的观念里，家庭和国家在结构上是一样的，这叫作家国同构。四合院的围墙就像是国家的边界。每个家庭内部，都像国家一样有独立的秩序。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就被这段围墙隔绝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中。苏轼有一首词说：“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总被无情恼。”描绘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对于墙外的陌生人来说，墙里的世界是一个他们无法接近和了解的世界。

如果你进入院内，就会发现里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一样秩序井然，各处的空间设计都体现着作为当时国家主流思想的儒家精神。

一般的四合院，重要的房子都朝向南方，叫作正房；在院子中间有一条中轴线，中轴线两边的房子左右对称，叫作厢房。如果你曾经去过故宫，就会发现，传统的四合院就是一个缩小的故宫，格局安排是一样的。整个房子的核心区域，是祭祀祖先的厅堂。所以，房子中心的位置应该留出一间屋子，安放祖先的牌位。祖先享受后辈的供奉，同时，也保佑着他们。这就意味着，在家里居住的人，不仅有活着的这些人，还有他们的祖先。这体现了儒家对于家族延续的重视。

人们每天的生活，就围绕祭祀祖先的这个神圣空间展开。按照规矩，每天，家中的主人都要祭拜祖先，到了重要的节日，比如每年的新年和冬至那一天，还要举行全家参加的祭拜仪式。全家人聚集在正厅面前，男人在东边，女人在西边，依照辈分排列好，然后，男主人敬酒，女主人奉茶。每当这个时候，只有家庭男性成员的正式妻子，才被允许跟随自己的丈夫向祖先致敬。妾是不允许参加家庭祭礼的。所以，这种家庭祭祀活动，表面上看是要祈福，而实际产生的效果，是通过礼仪规矩明确家庭成员的等级关系。每到祭祀的时候，人们最看重的，也是礼仪规矩、身份等级这些问题。

这种秩序，不仅体现在房屋整体的布局上，也体现在空间的分配上。宋代以后，几乎所有的住宅都会给女性划分出一个单独的空间，叫作内室。内室，通常是夫妇两个人一起生活的卧室，但它主要的作用是把女性和男性隔离开。就算是男主人，白天也不能在内室待着。富人家里，一般会在整个院子的后面，建造一座独立的建筑作为女性居住的内室。宋朝著名大臣司马光在他制定的《家礼》中说，遵守规矩的女性，没有特殊原因不能走出这个相对独立的小院子，男性仆人也不能随便进来。如果为了房屋维修这样的大事，不得不进入内室的话，也要用袖子遮住自己的面孔。没有那么多房子的穷人家里，也要想办法用门帘划分出内室的界限。晚上男主人回到内室睡觉，但是，一到早上，他们就要离开，尽可能不和其他女性接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就是因为整天和家里的姐姐妹妹混在一起，才被他父亲当作是一个没指望的人。

这样把女性禁锢在内室里，肯定会给女性造成压抑，但是，这种做法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内室禁闭女性，也不排斥男性，所以，内室反而成了女性的私密空间。特别是对于明清时期有钱人家的女性，她们的内室在院子里最不显眼的角落，又很少有男性进入，相对来说，就让女性保留了一定的自由和尊严。女性在内室里，可以拥有自己上锁的箱子，要知道，在古代社会，很多男性都不可能有这样的隐私空间。受过教育的女性之间还可以自由往来，这又促进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

那么，男人们呢，如果男人白天不能待在卧室里，他们应该去哪呢？传统社会中，男人们理想的空间是书房。在书房，他们能够读书写字，从公务中摆脱出来。这个时候，女人一般也不会跟着他，小孩也很少被允许进来，因为这是属于他们的独处时光。

你看，建筑作为一种技术，其实也是观念的载体。这种技术，又会进一步影响社会观念。古代房屋在空间设计上，有意要隔离女性的措施，既实现了原本的构想，但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分别给女人和男人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

传统房屋的空间设计，处处都体现出儒家思想限制女性生活空间的设想。然而，这种设想是否真的能够把女性排斥在社会公共生活之外呢？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宋代以后的中国女性，依然用她们特有的方式参与着社会公共生活，这种方式，就是纺织。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得理解工作对于人的意义。我们一般认为，工作是为了赚取酬劳，这样才能继续生存。然而，工作对于人的意义远不止这些。社会中不同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身份、社会价值、性别认同和个人声望。工作不仅在制造产品，也会塑造我们自己。在传统社会，工作分工的流动还不那么自由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男女分工，决定了男女的社会角色。

我们常说古代社会是“男耕女织”，男人和女人分别贡献了传统社会最主要的两种商品——粮食和衣物，满足吃饭穿衣这些基本的生活需要。男人和女人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分工，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在古代，养蚕、缫丝、纺织等这些工作，基本上都要在春天和夏天进行。这个时候，正是农忙季节。所以，人们只能把这些工作留给女性，留出充足的男性劳动力下田耕种，保证农业生产。这种分工，恰好又符合父权制社会的需要。因为妇女不干农活，她们就不能对土地有任何发言权。这样，土地就能按照男性的所有权一代代地传递下去，保证了男性的财产权。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纺织工作，在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里就不重要了。从周朝开始，一直到明代晚期的“一条鞭法”，所有的税收制度，都是包括男人种植的粮食，和女人纺织的产品。即便是地主家庭的妇女，也要织布纳税。在不允许用现金缴税的时候，那些家里不织布的家庭，还不得不买布来缴税。这种纳税体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性别分工。每个家庭的女人几乎都没办法逃避纺织的工作。中国古老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里面就记载了汉代时候生丝和麻布的价钱。按照那个价钱换算，妇女纺织的产品几乎贡献了整个国家税收的一半。

儒家文人也不准备抹杀女性的经济贡献，相反，他们把这当成是妇女美德的表现。如果一个女性能在家里安心纺织，并且为家庭经济生活做出积极的贡献，无疑有助于巩固传统的社会秩序。所以，文人士大夫们很喜欢敦促自己夫人或者女儿从事纺织。宋代著名的诗人秦观，就是那个写出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样深情款款的句子的秦观，曾经写过一本描绘宋代丝织业技术发展的书。在书里，他讨论了缫丝技术，还有纺织的机械，还相当精确地描述了山东地区的纺织方法。在序言里，他说，他对于这些技术的知识都来自他的夫人，因为他的夫人许文美从小就在山东地区学习这些技术。你看，古代文人秀恩爱的方式还真的很多，除了写诗，还可以写一本技术书献给自己的太太。这件事情至少可以说明，秦观并不因为自己的夫人精通纺织技术这样的劳作而感到难为情，反而多少有些得意。

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这幅男耕女织，充满和谐的画面，很快就被打破了。国家经济的需要刺激纺织业的发展，这就需要纺织技术不断革新。到了宋代，中国已经出现了复杂的双织轴纺机。这种机器复杂得多，也贵多了。很少有家庭能用得起这种纺织机。这样一来，纺织生产活动就不能在家庭内部完成了。于是，就出现了国家开设的工厂和私人建立的生产作坊。

这就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变化，男性取代女性，成了纺织工作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因为男人可以抛头露面，也可以和其他男人长期在一起工作，而且，男人更容易接受专业训练。于是，越来越多的城市男性获得了纺织品生产的专业技术。女性在这个行业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到后来，只能作为辅助工人参与其中了。

纺织技术的发展，反而剥夺了女性的技术，女性只能负责低级的工作，真正的成品需要由男人来完成。传统社会中，男性和女性的分工模式就这样彻底改变了。这种新的分工比以前还要不公平。女性在生产中做出的贡献变得模糊不清，女性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被边缘化。也就是说，女性从家庭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消费者，成为了家庭的包袱。

技术的变化，彻底改变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也改变了女性对自身价值的看法。过去我们都以为，宋代以后，女性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地位变得越来越低，是由于观念的变化。但实际上，这种观念的变化，其实跟纺织技术的革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纺织不再是只属于女性的领域，这改变了传统社会对于女性身份的认识。在某些人看来，女性的社会功能好像就只剩下了生儿育女这一件事了。

到了明清时期，从经济生产领域逐渐被排斥的女性，不得不在家庭中寻找自身的价值。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那个时候的女性就像是生育机器。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深入观察那个时候的医疗技术，你就会发现，情况比我们印象中的要复杂得多。

宋代以后，人们越来越看重儒家伦理中的传宗接代，比以前更加坚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老教条。女性能不能生儿育女，不是夫妻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而是家庭，甚至是国家都需要关心的问题。国家甚至为那些没办法生孩子的家庭制定了特殊的法律。比如明代的法律规定，如果男人到了四十岁，他的妻子还没能给他生孩子的话，就允许他纳妾。而且，不能生育也是传统社会中休妻的合法理由。一个女孩嫁到新的夫家，能否得到她应有的地位，也看她是否能够为这个新的家庭生出儿子。

正因为人们如此关注女性的生育能力，相关的医疗技术就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发展。在宋代，中医里已经建立了相当专业的妇科和儿科，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分娩的记录。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大量古时候真实的诊疗记录，也就是当时的病历。

看完这些病例，你就会发现，古人的很多观念，跟我们印象中的很不一样。比如说，在一些古装电视剧里，遇到难产的情节，丈夫都会面临一个难题，保大还是保小？但是正统医学观念里，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人们普遍认为，母亲的生命比腹中胎儿的生命更重要。

所以，当时的人对待流产的态度一直都比较宽容。法律也规定，帮助别人流产或者劝说别人流产，都不算是犯罪。

既然生儿育女这么重要，当时的妇女为什么还会主动想要流产呢？这是因为连续怀孕，有可能威胁生命。有时候，丈夫为了妻子的健康，也会要求医生开堕胎药。明代著名的散文家归有光，曾经回忆过他母亲悲惨的一生。他的母亲周氏26岁时开始生育，中间十年的时间，一共生了7个孩子。在那之后，周氏的身体疲惫不堪，再也不想生育了。她的闺蜜就给了她一副绝育的药。不幸的是，她服了这药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归有光母亲吃的绝育的药也许很危险，但是，各种医学的著作和民间的传说都能够表明，到了明朝后期，整个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堕胎药市场。

那么，这种情形的出现，会不会影响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传统社会注重传宗接代，但是对于正妻是否要生育，态度是相对宽容的。某种意义上说，当时之所以会有纳妾制度，正是为了帮助那些不能生育的妻子，解决没有后代的问题。

宋代以后，中国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制，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法律规定的正式妻子。当妻子不能生育的时候，一般人解决的方式都不是离婚，而是纳妾。妾在家庭里没有什么地位，不会举行婚礼，也不会拜见祖先，更不能参加家庭的祭拜仪式。妾的意义，就是为了给丈夫的家庭生儿子。妾虽然是孩子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但是，传统的制度却不会保障她们的权利。制度规定，妻子才是新生儿的嫡母，也就是真正符合法律规定的，享有正当权利的母亲。

儒家的思想认为，后天的教育和培养，可以取代建立在先天血缘上的联系。对妻子来说，虽然妾的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但是，通过后天的教育，她仍然相信，她和儿子之间能够建立深厚的感情。一个母亲，主要的职责是道德意义上的教育，而不是生理意义上的生育。这是古代中国独特的育儿观念。所以，在古代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歌颂母亲教育的作品。孟母三迁中的孟母，就是这些伟大母亲的代表。

通过观察古代的医疗技术，我们发现，古代女性的处境跟我们印象中不太一样。虽然传统社会重视生育后代，但是，堕胎的技术和纳妾制度存在，却是为了让妻子能够部分摆脱生儿育女的压力。

观念带来需要，需要催生技术，但是，技术在传播开之后，又总是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反过来影响和改造我们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