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油借款打开了美国贷款援华的大门，开创了中美战时关系的新局面，但是，其局限也相当明显：对贷款用途限制过严，贷款数额过少，到1939年年中已经几乎用完，对于处于严峻抗战状态中的国民，寻求进一步借款成为当务之急。

一、华锡借款的缘起

早在7月28日，中国行政院长孔祥熙就表示，在美国进出口银行资本将予增加之际，希望它安排一项大宗信贷，并指示驻法大使顾维钧在和美国驻法使馆财务参赞马修斯谈话时提出。

31日，即在美国废除《日美商约》5天以后，孔祥熙又致电驻美大使胡适，提出“订立进出口货、新贷款…数额须相当巨大”的想法。

9月13日，在欧战爆发以后，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顾维钧大使向美国驻法大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上面提到：

从中国国情来讲，从1926年到1934年，中国平均每年出口8000吨锡，1936年出口数量为12000吨，1937年按估计则为16000吨。

而据顾维钧的估计，按每年10000吨的速度，5年内就可以交付50000吨锡，如果美国同意购进这个数量，按伦敦市场每吨230英镑的价格计算，约为5500万美元。

而随着采锡工业的改进，产量当可增加，每年交付10000吨并不困难，也不至于影响正常的出口贸易。

9月28日，在孔祥熙指示下，中国驻美代表陈光甫正式向美国提出了总额为7500万美元的借款，以滇锡5万吨及桐油借款押品余额为抵押，5年交货。

二、美国的限制

此时，中方的要求面临着两个问题。

第一，美国对进出口银行放款的新限制。

1939年，美国国会介入到进出口银行的业务中来，限制了进出口银行每年1亿美元的对外贷款额度，但对同一个国家的借款被限定在3000万美元以内。这与之前进出口银行的对外贷款只需得到财政部长和总统批准即可的规定，显然苛刻了许多；如果考虑到美国每年的对外贸易总额超过50亿美元，这个数字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因此，如何突破3000万美元的限制是一个难题。

第二，美国中立法的修改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罗斯福在处理对外事务上非常谨慎，尤其是在对交战国借款问题上，更是不愿触及国会的敏感神经。

11月，中国改组，美方疑虑又有所增加，借款事宜拖延下来。

12月6日，陈光甫会见摩根索，谈到时间紧急，而中国抗战物资极为紧缺，因此，美国应该早日制订办法以补充中国物资；摩根索答应日内寻求解决方案，并言已延请美国国内锡业巨头到华盛顿商议此事。

1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说：

罗斯福当即答复说：

但无论摩根索的允诺或罗斯福的表态都不表示美国已为中国寻求新借款开了绿灯。

在欧战爆发以前，不仅国会与在外交问题上常常意见不一，即使罗斯福内部在对华援助问题上也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

三、国际局势的影响

由此造成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上的迁延不决。

欧战爆发以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立法修正案很快得到通过，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发生转变，两个国家——一是日本，二是苏联的行动使美国不得不更积极地考虑中国的要求。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苏日关系，两者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减少了，日本相应调整对苏战略，主张北进的声音越来越小；而欧战的爆发则刺激日本在远东得寸进尺，在几乎切断了中国所有海路联系以后，日本向中国南方陆路交通线发起总攻，企图彻底断绝中国同欧美国家的联系。

11月24日，日本攻占南宁，距离边界线仅12英里的卢州也危在旦夕，这不仅严重威胁了印度支那和缅甸与中国内地运输线的安全，也严重威胁了缅甸到云南的交通线，大大增加了中国出口原料如桐油和锡等物资运送的困难，给中国的抗战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同时，南宁还是日本进军法属印度支那的绝佳跳板。

但对于美国来说，更大的疑虑是在西方援助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中国会不会倒向苏联。有消息说，在欧战爆发后的3个月内，已有33000吨作战物资由苏联经过中国西北地区运到成都，每天有200~250辆苏联卡车从事这种运输，在成渝地区，至少有1000名苏联技术人员以顾问的形式帮助中国。

美国不知道情况是否属实，对中苏接近的疑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华决策。随着欧战的扩大，德国也成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考虑的一个因素。由于欧美都对德国实行禁运，德国开始寻求别的途径解决原料的问题。1939年，苏联迅速增加了他们在中国等地购买原料的数量，美国怀疑苏联是将其中可观的一部分转口到德国。

这就是说，美国加大从中国进口原料的数量，就意味着减少中国对苏联的出口，这与欧美对德、日等国实施禁运是一致的。

总体说来，罗斯福希望能为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加强中国抵抗日本的能力，并避免其为苏联影响所支配。1939年秋季，罗斯福指示摩根索“要为中国做一切可能的事情”，他要求在考虑对华借款的时候，不仅要帮助中国抵抗日本，更要引导“中国继续与苏联交往，从而降低苏联与日本走到一起的可能”，意在通过中国扩大苏日之间的矛盾，很明显，苏日间的对立将有利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

四、华锡借款的达成

1940年1月24日，胡适与陈光甫拜会联邦贷款署主任琼斯，再次表示“中国决不讲和决不投降，一定长期抗战”的决心，“如得美国援助，最后胜利必属中国”，陈光甫则将桐油运美与在美购料各种图表以及请再借7500万美元说帖交给琼斯。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没有放弃努力，30日，孔祥熙致电胡适与陈光甫，称“此次借款，除用作向美购买抗战急需器材外，尚拟划出一部分偿还美国债款，总额如7500万最佳，否则支配势必为难”，并言二次借款“在美方希望我国胜利及借款购美货可协助美方工商两原则下，必能博得多数同情”，且要求借款事宜“最好能在2月底以前完成”，中方这一要求得到琼斯支持。

2月1日，琼斯到国会作证，赞扬中国债信极佳，7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同意将对每个国家的贷款额限制在2000万美元以内，但不追及以往，同时，为进出口银行增资1亿美元。随后，美国提出给中国以2000万美元的借款，将中国的要求削减了2/3。

而此前，芬兰、北欧和南美均对美国有借款的需求，美国尤其称道芬兰是唯一偿清美国战债的国家，将对中国借款的考虑也放在了它的后面；另一方面，《美日商约》处于正式废止的敏感时期，美国并不想再刺激日本。这样，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决定了借款额。

2月8日，中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美国提议,3月7日,借款对外公布。

《华锡借款合约》于4月20日在华盛顿订立,内容要点有:

其中,售锡所得货款用以购买美国农产品及工业品,惟如有1939年中立法所禁运之军械、火及军用品等不得用此款支付,但所余每批价款,除拨给中方依约应付各款外,再有盈余,可任凭中方支配。

与桐油借款相比,这次借款具有以下特点:

总的来说,《华锡借款合约》虽然仍然采取了商业借款的形式,但条件比桐油借款更加优惠和宽松。

在借款的分配使用上,截至1944年12月,在全部借款中已动支1540万美元,其中,分配于兵工署、军医署和航空委员会方面就超过1 100万美元,动支900余万美元,占到总动支数的约60%。其中,唯有航空委员会动支数超过分配数,凸显了中国对飞机的急切需求。

3月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对新借款表示感谢，认为借款“使反抗侵略之中国与人民，在物质上获得新的援助，在精神上获得新的鼓励”，其言辞不似以前对美国大加褒扬，而事实上，此笔借款对中国的作用并不似桐油借款那样具有“强心针”的明显作用，中国的抗日热情亦并没有因此而明显高涨。

究其原因：

中国与芬兰都在抵抗侵略者，中国在远东所起的作用不是芬兰在欧洲的作用可以比拟的，因此中国政界对这项借款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孔祥熙就讲到“吾辈负人民之重托，谋国家之福利…参政会开会在即，更恐引起质问，势将无以为对”，但却也无可奈何，向美国寻求更大规模的借款仍然是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任务。

五、美中苏三方协定的失败

华锡借款达成以后,陈光甫调回国内任贸易部长,为保持对美求援的力度, 6月14日,国民特派宋子文为特别代表常驻美国。

宋子文受到蒋介石的完全信任,有在美国商洽一切之全权。

7月初,宋子文一到美国便去拜会罗斯福与赫尔等美国领导人,谈到抗战全面爆发3年以来,中国不惜任何牺牲,忍痛苦撑,丝毫没有投降的想法,相比之下,法国及其属地拥有装备精良的陆海军却只进行了短暂的抵抗便投降事敌,从而造成英国情况危急,进而致使日本在远东地区的侵略活动更加猎狂,因此,中国急需援助。

为了达到目的,宋子文甚至提出了中国向美国借款、向苏联订货的三方协定的建议,并一度得到美国财政部一些官员的响应。但这个设想过于理想化,苏联有自己的战略,不会轻易与美国走到一起。何况,由于此时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美苏关系又恶化了,协定遂搁置起来。

受到英、美基地换驱逐舰协定的启发，即：

9月5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与摩根索,提出两条新奇的建议:

他表示,如果美国仍不能向中国提供有效援助,则中国只能倒向苏联。这两条建议反映了中国迫切要求美国援助的愿望。

尽管如此,罗斯福仍然不准备走得太远,13日,他同意进出口银行再给予中国一笔2000万美元的借款,以钨砂作保,同时,对日本实行全面的金属禁运。

19日,根据摩根索的提议,罗斯福决定再次同苏联谈判三方协定的可能,即美国用美元去支付苏联的锰、铬、石棉和铂等矿产资源,然后苏联就可以给中国一笔相同数量的借款,中国再利用这笔借款从苏联购买和原料。

第二天,摩根索与琼斯约见苏联驻美大使奥曼斯基。韦尔斯在此之前警告摩根索,苏联在最近的会谈中一律采取不合作政策,这次恐怕也不会例外,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向奥曼斯基所说的每一件事很快就能传到德国使馆,进而日本人也会知道这些事情”。何况,在日本开进印度支那之际,赫尔认为急切要做的是向中国贷款和对日禁运钢铁。但摩根索坚持要进行尝试。

奥曼斯基在会晤中表示他也拿不准苏联将锰、云母等大宗货物运到美国的能力,以及增加援助中国的能力。摩根索一再劝导,表示如果美国从苏联购买战略原料并支付现金,在某种形式上美国就可以比以往更多地援助中国。

奥曼斯基则认为问题在于,在这三方中,苏中是友好的,美中也是友好的,“但剩下的是空白”,由此基本否定了美国的想法,但同时他答应向苏联报告此事并等待指示。25日,奥曼斯基再次来到财政部,带来了苏联的最后训示:

上述三方协定的设想对美国来说实属迫不得已。

但苏联的考虑却没有这样简单，从战前英、法对德国的绥靖，到苏芬战争中美国对苏联的谴责与制裁，它对西方国家的不信任与日俱增，战事仍未明朗，苏联亦不愿自己的外交政策为美国所左右，拒绝美国的提议对苏联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六、钨砂借款的达成

事态的发展使美国戏剧地很快给了中国一笔新借款。

到了9月，无论是远东形势还是欧洲形势都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9月22日，日本与维希法国签订军事协定，准许日本以不超过6000人的兵力占领印度支那三个据点。日本南进最终由纸面走向实际行动，迫使美国迅速采取措施，23日，赫尔发表公开声明，谴责日本行径，随即又公布了2500万美元对华借款的消息，并宣布对日完全禁运钢铁。

经过协商，10月22日，正式的《钨砂借款合约》在华盛顿签字，主要内容有：

这样，钨砂借款同此前的两次借款质相同，都披上了商业的外衣。不同的是，在该项合同中，中国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作为借贷的一方正式出面了。

至此，中国数月以来的努力有了第一个结果，但与华锡借款相比，此次钨砂借款对中国的积极影响却又减小，在得知借款内容以后，蒋介石在给宋子文的电报中称“借款实不能济急，然却之不恭，且不无裨益，自当承受”，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失望之情。

此项借款于1945年11月19日全部偿清。

7、中国何以如此缺钱？

从美国获得的三笔借款总数不过7000万美元,与中方的期待距离很大。

尤其是中国自1938年以来即欲争取一笔平准基金借款,但一直没有结果,在钨砂借款达成前,中国借款的焦点也放在了能够稳定法币的平准基金上。

1939年3月,中、英两国各出资500万英镑,成立了总额为1000万英镑的中英平准基金,以及管理此项基金的中英平准基金委员会,其目的是在香港、上海两地外汇市场专供买卖中国法币及作他项必要运用,以遏止中国法币与英镑比值之过度变动。

但在实际运行上却是杯水车薪。初期,是按法币1元合8.25便士的汇价公开出售;到1940年5月,法币市价下跌到英汇3.125便士、美汇0.045美元,贬值严重,平准基金委员会被迫停止向上海市场无限制地提供外汇。

7月,总额1 000万英镑的中英平准基金尚存200万英镑,到了支撑通货20%的临界点,实际上已经不能发挥稳定法币汇价的功用了。7月27日,应美国财政部的要求,宋子文递交了关于中国支持通货建议的备忘录,称“外汇管制是不可行的”,而在已有基金只有2000万美元可用的情况下,一笔新的平准基金将是非常必要的,且拟议中的基金将与已有基金一起接受中美英委员会的管理。

备忘录最后称,“在美国所有能进行的帮助中,帮助中国通货将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8月11日,蒋介石再次紧急致电罗斯福,称此时“中国抗战最大难关为经济,而武器尚在其次…美国若不在金融上从速援我救济,则中国内外情势实难久持”,但4天后美国财政部与国务院会谈,结果仍然是拒绝给予中国平准基金借款的要求。

早在7月初,摩根索就表示了反对意见,首先,他认为“给中国的平准基金借款将会用于基金的适用范围之外”;

其次,他还认为,“中国拟议中的行动将花费甚巨,如汇率保持稳定将需要在1年内消耗2500万到1亿美元,这个过程当中所冒的风险将大于好处”。由此,摩根索认为“平准基金借款几乎就是一份‘礼物’”。

从当时来看,他显然不愿轻易地送给中国一份“礼物”,中国寻求平准基金借款的努力一度徒劳无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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