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12月26日，农历蛇年十一月十九号，冬至后几天，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严格地遵循惯例，作为长子，他出生后三天才洗澡。

一个算命先生给他算命，八字明显地显示出他家缺水。他的父亲因此给他起名为“泽东”,因为“泽”的意思就是“润泽”，起这样的名字可以弥补水的不足。

四个礼拜以后，这个小孩的头发被剃掉，只留下中间长长的一小簇，这表示“抓住了他的生命”。出于同样的目的，有时候，有的人家花几个铜板，买一个小小的银锁，用红线系在他的脖子上。还有的人家,把剩下的头发与狗毛混合到一起，缝在小孩的衣服上。据说，这样可以避邪。此外还可做一件小男孩的衣服穿，并戴一个耳饰，这样一来，思想上就会想到他是一个小女孩，不值得为他操心，他就能顺利地长大。

按照那时的标准,毛的家庭并非十分好。他父亲毛顺生，17 岁时被迫到湘军的军队中当兵，五六年间积攒了一小笔钱，他用这笔钱买了地。到毛出生之时，这个家已拥有15亩多水稻田。毛的父亲是个节俭的人，他节攒了每一个铜板，后来又买了一块地，并雇了两个农民。他每天定量供给他们饭吃,每月加一次餐,即一盘煮好的米饭与一点鸡蛋--但从没有肉。

他的吝啬从毛很小的时候，就扭曲了毛对他父亲的印象。毛后来率直地回忆:“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尽管总有足够的东西在他们周围，他家吃得还是很节省。

对像毛这么小的孩子,这种吝尚就混合了缺少父爱，缺少了他母亲的温情与优雅所造成的更为突出的印象。这使他父亲的优点，专心致志的魄力与决心，相形之下黯然失色，而这些后来在他自己的生命中非常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就逐渐看出他家像是分成了两个阵营,他母亲与他是一个阵营,他父亲与其他人在另一个阵营。

吝啬与冷酷无情的绪合,不久就把他父亲磨炼成韶山最成功、最富有的人之一。那时候,湖南的农民家庭，如果有十来亩土地与三间房子，那就是很不错的人家。毛的双亲所有的,比这两倍还要多。他们建造了一座大而杂乱无章的农舍，灰瓦屋顶，飞檐，旁边就是梯形稻田，像瀑布似地翻滚到谷底。屋后是一片松林,前面有个荷塘。毛自己有间卧室,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奢侈。毛大一点的时候，他晚上常端坐读书到很晚，一幅蓝色窗帘挡住了他屋子里的油灯，这样，他父亲就看不见他在点灯读书。后来,他的弟弟们出世后,他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房间。他父亲的财产总计2000或3000 银元。这“在那个小村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更确切地说还应扩展到他所拥有的土地，他还以抵押的形式买了其他农民的地，这样他间接地变成地主。他还从本村贫困农民那里买来稻谷，再把这些谷子运到100 里外的湘潭县去卖。

虽然毛很可能抱怨他父亲的自私，他自己也继承了父亲节俭的生活方式。遍观他成年生活，至少要涉及到一些他个人隐私的地方，如果他的旧衣服能补好再穿，他是极不情愿去买新衣服，他在这一方面很著名。他一直固执地保持了他幼年时代的朴实。一方面,他蔑视常规，另一方面,他又根深蒂固地保留了农民的习惯。无论在哪儿，他身体的活动方式都明显地比他的思想观念要更出自本能。中国孩子们与这个国家大部分人都被教育，小孩要穿开裆长裤,这样可以自如地下蹲，随时解决他们的“内急”问题。成年人使用的公厕里，大家都毫无遮掩地解决问题。毛似乎永远不屈从西方的生活方式，不习惯使用西式坐式冲水马桶。这是战争年代的事情。他对西式床也同样不感兴趣,坚决要求他一生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

毛六岁时，开始像那时的其他孩子一样，在田里帮忙做一些小事，中国农民家总是把老人和小孩留在家里，照管牛、鸭等,做一些小事。

毛的父亲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只接受过两年教育。他希望儿子能学得更好，而这是出于精确地务实的动机：给农作物记账，那以后，再到湘潭给一个粮商做学徒，再后来，接管家务，在父母年迈时，支撑家庭,赡养父母。

毛的母亲文七妹,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第七个妹妹”。农民的风俗,那时候不给女孩起名字,一般是按照她们出生的顺序称呼她们。毛的母亲对毛抱有许多梦想。她比丈夫大三岁,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乡村寺庙里那些稀奇古怪的菩萨像,它们由于尘垢和烟熏而变黑,焚香的气味,使空气沉重。她灌输给儿子的,就是农村寺庙的神秘。

两年后,他父亲送他进了农村的私塾--这是一个重要决定，他父亲为此一年要付四五块银元,这大约等于一个劳动力六个月的工资了。除了那些非常富裕的家庭，19 世纪中国所有的人家,每个家庭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儿子，他能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在科举考试中获取荣誉和声望，这样一来,就有登上仕途、“挤”进社会的机会，这是必须的，也是值得夸耀的。

这或许也是一条冠冕堂皇的路，但是，在满清王朝统治的最后那段时期，私塾是个令人讨厌的地方，因为它抑制了那些最大胆的思想。

学校在2月份开学,那是农历正月十七,元宵节后两天，那时候，中国农历新年的节日气氛已经结束。开学那天，每一个小男孩都等在教室门口，他们带来小桌子小凳子，毛也已从家里带来了。通常利塾里有二十来个小学生，像毛这样七八岁的年纪是最小的，最大的学生已十七八岁。他们都穿着同样的、宽松的短上衣，前面有一排布扣子的中式对襟上衣，蓝色的家织布衣料，以及同样质地的宽松下垂的中式长裤。老师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前面放着砚台和滴水瓶，一个小小的陶制茶壶和茶杯，记录每个学生出勤情况的竹筹码，还有一根竹鞭。按照惯例，教师绝对不应对学生露出感兴趣的迹象，也不能对学生略表同情，以免危及到师道尊严，因为师道尊严是至高无上的。

毛的老师是刻板的。他属于那种“对学生要求苛刻的人”,毛还记得这一点。学生们学会了敬畏那根老师频繁使用的竹鞭，以及他的那块“焚香板”，一块长条木制洗衣板，学生被罚双膝跪在上面，手拿一根香，直跪到香烧完为止。

如果说，物质条件是这样令人沮丧，那老师的教学方法就更单调乏味。没有图画书来刺激毛和他的同学们的想像力，没有简单的故事来吸引他们小小脑袋的注意力。有的只是，他们必须服从生搬硬套的机械的学习制度。这种学习体制代代相传，两千年来几乎没有变化，这种制度的指导原则是使知识被精英垄断，使学习知识变得异常艰难。

在毛那一代小孩的手上出现的第一本教科书是《三字经》，打开书的第一页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东西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都太沉重了。教科书是用大号字体印在那种易坏的毛边纸上,一页十行。老师首先叫一个学生到他的桌前,复述一遍他刚才讲的那几行内容,直到学生记熟为止。然后叫下一个学生上来,直到全班所有的学生都叫来检查一遍为止。每一个小孩复述后回到自己的桌前复习他先前学的内容。老师根据各人的情况，把问题写在一张薄纸条上，学生就对照纸条上的问题复习自己学到的知识。但是，不是无声的：在老师说可以有声以后，每一个学生都在喊叫中度过他的这一段时间，他们竭尽其能地大声读，,既表示不是在偷懒，也让老师听到他们读的声音是否正确地表达了内容。当课文已经“学会”的时候，,也就是老师告诉他们可以狂闹的时候。这时，他背向老师站着，用响亮的、唱歌般的声音背诵课文，直到背诵完毕，或都是背完他所记得的，当他的声音从响亮的高音一下子降低时，就像是6月的甲虫撞到死墙上,下面的东西背不出来了。

全部六本书都必须用这种方法熟记。《三字经》以后，是《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孝经》,《小学》。

许多中国人完成了他们的学校教育以后,甚至没有学会阅读,或者是理解比少量字面含义更深刻的内容。到毛十岁左右为止，他的这段时间，全都用于从早到晚地熟记、背诵、抄写那些道德家说教的段落，诸如“业精于勤、毁于惰”之类，并没有理解它们真正的含义。

仅有的休息是节假日，假日平均一月一次，还有三个星期的农历新年假，学校那时则关门。最后，老师才开始工作，他再次串讲课文，这时候,他才讲解课文的意义。

对于毛，也如同对毛那一代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以及它们的那些注释的重要价值，用四本书集中起来了--孔子的《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的著作《孟子》--毛接着就学了这四书。这些书所包含的思想，系统地阐述这些思想的方法和价值，以及支撑它们的概念和观点，再加上他的平静的生活，这一切构成了毛的思维的基本模式。

学习这些古代经典,应该是单调乏味的,而毛很早就认识到那是极其有用的。儒家思想贯穿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先辈们的语录是争论与辩驳的武器--甚至于毛的父亲也承认这一点，那是在他家的一件诉讼案子由于他们的对手引用了适当的儒家语录因此败诉以后。

此外，这些经典中有一些段落，毛在读它们时一定发现了其中包含的令人兴奋的东西，这些东西预示了他在人类权力的道路上将终生晋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些教科书也强调了学习那些过去的、另一些儒家继承者的思想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对毛终生有益。这些思想的魅力，最初是随着《三国演义》《西游记》一类的长篇小说中的历史表现出来的，小说中的英雄，猴王孙悟空吸引了无以计数的一代代中国人，而毛接近他是由《三字经》开始的: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更为广阔的意义是，毛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三个精髓。这三大精髓证明了是他后来的全部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这三个精髓是：第一，由每一个人与每一个社团所组成的民族，必须有一个道德规范，如果没有儒家思想作为道德规范，那就要有一些别的什么来代替它：第二,正确思想的首位是儒家所说的“善”，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是正确的--不仅是字面上的正确，而且是道义上的正确--那他的行为也一定是正确的：第三是自我修养的重要性。

毛自称不喜欢那些典籍，这给人以假象，而他却喜爱引用它们。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他的谈话也常涉及孔子、孟子、道家思想家庄子、墨子以及其他一些先秦思想家的语录，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了他所提及的列宁与马克思的语录。古人的这些经典也成为一种思想,伴随着这些思想，他逐渐长大了,对于这些思想，他比任何人了解得都要多。儒学遗产对他而言，至少已证明了像马克思主义一样重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儒学再次上升到占优势地位。

毛在私塾读书时，继续帮忙在田里做一些零星小事，在他父亲的坚决要求下，他学会了使用算盘。于是，当他晚上放学回家时,他可以记下每天的账目。

这个家也蒸蒸日上。毛两岁半的时候,他母亲生下第二个儿子泽民。她的其他四个孩子,两儿两女,都在刚一出世时就夭亡。1903年,她的第三个儿子泽覃出世,侥幸活下来了。不久以后,毛的双亲收养了一个小女孩，他的伯父的女儿泽建。到 1906年,他家已有六口人,还有一个雇工。于是,毛13岁生日过后不久,他父亲决定,他必须要全天工作。

毛与他父亲的关系比较紧张，尽管或许并不比他那时候的许多中国孩子与他们的父亲的关系更紧张。后代孝顺是一种好思想，与他所有的同学一样，毛是在一些从最久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孝顺的典范故事的熏陶中长大的。那些故事中的儿子都是能向他们的父母表示他们的献身精神的：汉代的董允，卖身为奴，所得之钱用来葬父：余歉奴他吃下垂死的父亲的大便，希望老人的生命可以因此得救；还有一些更牵强附会的故事。在理论上,一位父亲有权把不孝的儿子置于死地，而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违反常规的行为都受到赞美。“孝”这个词有错误的导向，我们不要被它欺骗，一位 19 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写道,“我们所有有些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人的儿子是最不孝的，从他们能够获得自己的需要那时候开始,他们就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父母的不服从与固执。毛的情况,也一定如此。他指责他的坏脾气的、吝啬的、过分严厉的父亲,经常打他和他的弟弟,甚至有时候他的理由很清楚,指责也都落在他身上:有一次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来;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毛忘了提及,他反抗的是一次正当的教育,因为一个13 岁的孩子,当着许多客人的面与父亲争吵,其结果一定使这一家大失脸面。若干年后,毛描述了这样的体验,他像是从中学习了反权威的造反的价值:“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那些最强烈地打动你的东西往往是最基本的平凡的事物。毛深爱着他的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懔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试图创造和平安宁。他的父亲,愤怒而易受伤害,总是迟钝地、莫名其妙地想补救所造成的处境。而毛自己,难于管束的、倔强的孩子,又需要大人指引。在这对父母与十岁儿子之间,简直不具有典型性的联系。到毛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家里的气氛依然不好。他父亲仍旧唠唠叨叨地骂他,不断地挑他的毛病,他变得越来越孤僻。以后,又是他婚姻失败。14岁时,他父母给他订婚,依照当地保留的风俗,给他找了个大他六岁的农家女儿。这就等于是给他家的农田增加一双额外的好手,也能使这个家的子孙后代得以延续。交换彩礼,男方给女家聘金--在那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包括婚姻、嫁妆,总计达这个家庭一年的收入--那个年轻的女子,罗小姐嫁到他家来了。但是,毛拒绝进新房,他有自己的原因:伴着她,他永远睡不着;他“向她提了自己的小小想法”,并且不把她看作自己的妻子。不久以后,他用离家出走的方法来解决他的这一问题,与一个失业的学法律的大学生朋友住在一起。他父亲大发雷霆,不仅是因为浪费了钱,还因为毛用如此恶劣的蔑视社会习俗的行为给这个家带来了耻辱。他还说,期待中的随之而来的争吵与反驳,他都没什么可说。别人也不知道,对罗小姐来说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建议提了出来,她留在毛家作为管家,或者成为毛父亲的小妾。不管是这个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毛的母亲最后离开了韶山的这个家,回到湘乡老家的农村,与她的兄弟们住在了一起。中年以后,她在长期生病以后去世了。毛在母亲的葬礼上,发表了激动的讲话,发泄了他在这些事情上的辛酸。在这个讲话中,他还单独用非常隐晦的语言提到他的父亲:“恨偏所在,三纲之末。”这三纲的最后一种就是丈夫和妻子的结合。那天,毛在葬礼仪式上当着他父亲和所有亲戚的面,使用了这种指控,可证明他与父亲之间的敌意有多深,并且不愿原谅他。30 年代在保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毛还谈到他父亲,用了这样的言辞,“我越来越恨他”。

毛反抗他父母给他安排的婚姻,其中有正确的成分,就是他怀疑他父亲要把他捆在田地上,而他已逐渐厌恶农村单调乏味的生活。从那时开始,他增强了决心,自己要独树一帜,过另一种生活。他开始再次读书,这次是在那个村子的私塾里读书,学校由一位更老的学究管理,这老先生是宗族里的老人。毛15岁生日后不久,他告诉父亲,他想到湘潭县去做学徒。实际上，他要到一个初级中学去登记注册。在这件事上,也像在许多其他事情上一样,他最终有了自己的办法。其后发生的一些事,显示出他父亲对这些事的另一方面的态度,在后来的生活中,毛对他父亲略有称赞。那个老人始终如一地低估了他儿子的性格上的力量与棘手之处,于是，毛也不能辨别出这个吝啬人外表后面所隐藏的一个农民的骄傲与自尊。儒家思想中固有的见解是,两代人之间是连续统一体。毛认为,如果他的孩子们成功的话,他的生活也是成功的,他们的成功给他自己及他的祖先带来荣誉。毛的父亲或许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清楚地认识到毛就是这样的人，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家里的:读书人”,并且也认识到,在他们出生的农村这个狭小范围之外,毛有机会获得更大的成功。以后十年中的许多时候,就是毛描绘的这个似乎贪婪的、吝啬的暴君，被他的狭隘的阶级偏见所蒙蔽的父亲,为毛付了学费和生活费,甚至一种情况已经变得很清楚的时候,就是他的儿子永远没有回家的打算,以后也不会带给他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好处的时候,他还是一直为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这样重复不断地对父母的权力挑战的更早的一代人,他们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但是,中国在变化。那些古老的、永恒不变的习惯也在崩溃瓦解。

毛从他的表兄那儿借到了《盛世危言》这本书,当他通读了大约十四遍以后,才第一次意识到国家处于困境。这本书极力主张向中国介绍西方技术。书中对电话、轮船、铁路的描述远远超过了一个农村少年的理解力,因为他们没有电学知识,农村里惟一的动力就是拉东西的牲口和人的肌肉。这本书激发了毛的想像力,他那时整天在田里劳动。毛后来说,这本书有助于他决定停止农田劳动,并再次开始读书上学。郑观应谴责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他提倡议会制的民主、君主立宪制、西方的教育制度和经济改革。

但是,这些观念印在毛的脑海中的印象,还比不上另一本小册子,这是他在几个月后通读的,这本小册子描述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情况。将近三十年后,毛依然记得书中开头的句子:“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论述了日本怎样霸占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岛,以及中国怎样在印度支那和缅甸失去了宗主国地位。毛的反应就是千百万爱国的中国青年的反应。“我读了以后,”他回忆道,“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时候,对毛产生另一些重要影响的是,在清王朝腐败的时候日益增长的匪患和内乱。毛喜欢造反者的故事,像长篇小说《水浒传》中讲述的梁山泊 108 个英雄好汉造反的故事,以及一些秘密社团与结义的兄弟会发誓为民申冤并保护穷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他第一次读到就人了迷。他在韶山的许多同班同学也贪婪地读这些故事,当老师走到他们身边时,他们就把这些书藏在那些儒家经典的下面。他们还与一些农村老人讨论这些故事,读故事,复述故事,直到把它们牢牢地记在心中。毛回忆:这些书大概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他永远没有失去对这些书的喜爱。

在形成毛的思想方面,更重要的影响,无论如何应该是1910 年春,长沙发生的镇压饥民暴动一事,毛后来说这件事“影响了我整个人生。上一年长江堤段两次缺口,洪水泛滥,人民被迫逃荒”。一位在长沙的英国领事引用有关条款,反对那个省的巡抚限制粮食出口的提议，于是,一些领头的绅士们把饥荒看作垄断市场、获取丰厚利润的好机会。到4月初,粮价已达每斗140个铜板的现金交易,这是平时价格的三倍。来自该省内地的报告说,“人民吃树皮、卖儿救穷、路有饿殍、同类相食”。4月11日,住在长沙城南门的一个送水人与他的妻子自杀身亡。这一自杀事件激起一场暴动。聚集在城南门附近的人抓住了巡警局长,事情后来泄露,然后,长沙绅士中为首的保守分子煽动了一批仇恨外国人的人,他们开始了日日夜夜的烧杀抢掠,他们进攻的目标都是外国人占据的地方。还不到第二天上午,暴动者的人数已达3万,他们牢记自己的冤苦,反对中国当局,还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巡抚衙门,并放火把它烧为平地。当权者迅速作出反应。尽管并无外国人受害,英国仍把炮艇开到湘江,公开向中国人示威,表明它和美国处于戒备状态,警惕厦门基地的亚洲舰队。后来,他们强迫中国给他们一大笔赔偿金。而这件事最能揭示清政府的反应。湖南巡抚与另几个官员被革职。几个贵族绅士,其中包括两个具有大清帝国最高文化级别的翰林院学士,受到检举,说是他们煽动了这场暴乱,他们受到“激进罚款”的惩罚,这个结果意味着比贬黜降级的处罚更轻。而这城里的一个理发师与一名船工,像一个外国人所说的“不幸的可怜虫”的两个穷人,据说被指控为这场暴乱的领导人,装进木笼囚车,往城墙方向游街示众,在城墙根斩首,把他们的头挂在路灯竿上。那几天,毛和他的朋友们除此之外无事可谈: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几星期以后,另一件事又生了。一个当地地主与哥老会成员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那个地主把他的情况向朝廷报告了,用毛的话来说,“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但是,哥老会的人没有顺从,他们迅速占领了一座叫浏山的山,并在那儿安营扎寨。湖南省当局派军队去围剿他们,攻破了要塞。三人被捕,其中包括他们的头领,一个叫彭欧迪的人。在严刑拷问下,他们供认,他们被指令使用义和团用过的方法和咒符,他们相信那些东西可以使他们刀枪不人。彭被斩首。但是在那些年轻学生的眼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毛这样写道。第二年年初,又出现了另一次粮荒,这次是在韶山。毛的父亲继续买粮食,并把它们运到城里卖,这加重了韶山的粮食短缺。最后,他父亲的一批货物被饥饿的村民扣留。他父亲要大发雷霆。毛没有同情他,但是,“我又觉得村民的方法也不对”。

毛这时候在县立东山高等初级中学登记入学了。这是一所吸取了西方教学方法的“现代”学校。在他的这第一次旅行中,他有点不知所措: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子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毛付了1400个铜板作为五个月的膳食费、住宿费、书本费和学费。在这样的学校上学是一种特殊的荣誉,那时候,200 个人中也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这种教育水平。在这些小精英的周围,这个来自韶山的、长得瘦长难看的年轻人,比他的同学年龄要大,又长得高,带着一口与同学们不同的乡音,在这里开始了艰苦的学习。“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毛回忆,“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以前在他与他父亲的冲突中学到的全部的坚韧,都有助于他战胜同学的敌视。毛自己也时常由于傲慢、顽固与十足的孩子气的愚蠢,做出一些更坏的事。当他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他也投枪出击。最后,他有了一些朋友,朋友萧三,后来成为一名诗人,笔名小爱弥。他还与一位表兄关系密切，这位表兄是她母亲家一位舅舅的孩子,他比毛早一年进入这个学校。尽管毛有一些问题,但他还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老师也喜欢他了。有一点越来越清楚,就是与自然科学相比,他更喜欢文学。历史是他特别喜爱的课程,他阅读每一本他能借到的有关近代中国所创建的两个伟大的朝代的书,这两个朝代是秦和汉,繁荣昌盛的秦汉时代正是耶稣基督的时代。他学习写古典文学笔记,发展了诗歌爱好,诗歌也逐渐成为他生活中永远的爱好。

从19 世纪90年代开始,数千名中国人曾设法到东京去吸收西方新知识。他们当中最有影响的是康有为与梁启超。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中国年轻人的偶像。毛的表兄给他两本有关维新变法运动的书,一本是梁启超自己写的。毛写道:“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毛 17 岁时,依旧赞同清代封建帝国体制。“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描述道,“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