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大中七年（852年）的一个夜里，杜牧在位于长安城南的樊川别墅里做了一个梦，迷迷糊糊中他看到一个人向他走来，他看不清面目，只听那人告诉他：你的名字应该叫毕（尔应名毕），说完之后就匆匆离去。

做完这个梦之后，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写了“皎皎白驹”四个字。他知道这四个字出自于庄子的《知北游》，原话是：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不久，家里做饭的锅裂了。联想到前几天自己做过的梦，杜牧认为自己大限已到，于是给自己写了一篇墓志铭，挑选出自认为是精品的诗文，其余十之七八一把火烧掉，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就溘然长逝了，享年五十岁。

在去世的前一年，杜牧刚刚被任命为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做到这两个官职的人基本上一只脚已经踏进宰相门槛了。三十年前，四十九岁的白居易正是在这两个官位上主动请求外调，自己断送了宰相前程的（有兴趣的可以参考我前一篇有关白居易文章）。与白居易不同的是，杜牧或许并没有想主动放弃。三年前他即将赴吴兴（今浙江湖州）任刺史的时候，自己还写了一首《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杜牧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杜牧遥望昭陵并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希望大唐能重回太宗时代，自己想为大唐的中兴做一份贡献。眼看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将实现，杜牧走到宰相门槛临门一脚的时候却突然去世，出师未捷身先死，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杜牧是名门之后，他的祖父杜佑曾在唐德宗时期担任宰相，死后被追赠为太傅。就在他祖父被任命为宰相的这一年，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杜牧出生于长安，父亲是杜佑的三儿子杜从郁。

杜牧十岁的时候，祖父杜佑去世。老太爷死后，杜家三兄弟便分家了，老三杜从郁家分了三十多间房子。杜家的房子在安仁坊，那里是长安城的中心地段。长安城的中轴线是朱雀门大街，安仁坊就在朱雀门大街路东，距皇城的正门朱雀门仅有两座里坊的距离，这里的里坊，您可以理解为小区。

现在房地产界流行一种说法，叫“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杜家房子的“location”简直是牛到极致了。您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如果谁家在天安门附近有三十多间房子，那该是何等富裕？

但是，杜牧生活的年代人们还不懂得炒房，正因为当时的人缺乏这种投资观念，才给杜牧的少年生活带来了贫穷和困苦。

杜佑死后不久，杜从郁也因病去世，杜家老三这一支就剩下孤儿寡母了。由于家庭缺乏收入来源，杜牧的母亲带着两个儿子不得不举债度日，不久家里的三十多间房子就被债主收走了，娘儿仨不得不住到家庙里生活。

少年杜牧生活十分困苦，白天靠吃野菜度日，晚上甚至没有灯照明。幸好，家里还有几百卷书籍，杜牧和弟弟只好白天看书，晚上摸黑回忆和背诵白天看过的内容。

俗话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少年时代的磨砺让杜牧过早成熟，青年时期的杜牧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杜牧写了篇文章，叫《阿房宫赋》，这是高中课本上要求背诵的课文。整篇文章骈散并用，气势雄浑，思维敏捷，语言精炼，借古讽今，令人拍案叫绝，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文章之一，这一年的杜牧仅仅二十三岁。

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只不过有的发光早，有的发光早晚。

杜牧的这篇《阿房宫赋》不仅让杜牧名声大噪，还助他踏入了波诡云谲的大唐官场，从此宦海沉浮，既给他带来了潇洒风流，也给他带来了挣扎苦闷。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26岁的杜牧去东都洛阳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的主考官是吏部侍郎崔郾。开考前夕，崔郾在洛阳宴请一众好友喝酒唱诗。宴席上，他的老朋友太常博士吴武陵给他诵读了杜牧的这篇《阿房宫赋》，并建议他把杜牧列为状元。虽说崔郾对这篇文章也啧啧称赞，但是他很为难的对老朋友说，状元是不行了，因为前四名已经内定了。最后二人商量的结果是，给杜牧第五名。

看到这里，估计有朋友会疑惑，竟然还有这种操作？这是赤裸裸的作弊啊，难道不怕朝廷问罪吗？

这您就少见多怪了，这种事情在唐朝很正常，不但不是违法犯罪，反而是一种时尚行为，这在当时叫“行卷”。科举考试之前，考生会把自己的诗文拿给王公大臣和考官看。如果得到了达官显贵的肯定和赞誉，那么考场上提笔作文很可能就成为一种形式了。

唐朝的另外一位大诗人王维就沾了这个规则的光，他在参加考试之前为了赢得玉真公主的推荐，竟然假扮成优伶，演奏了一曲《郁轮袍》，结果被公主关注并点赞，他借此机会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了公主。公主看罢他的作品，不禁称赞道：“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

结果，那一年的科举，王维毫无悬念的拿到了第一名。

当然，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一旦出了这种科场舞弊案，主考官轻者梃杖充军，重者砍头抄家，雍正时期的俞鸿图还因为科场舞弊案被腰斩于菜市口。明清时期的科场舞弊案倒霉的不仅仅是主考官，考生也会受牵连，比如我们熟悉的唐伯虎，他就因为科场舞弊案被判终生禁考。

考生通过了科举考试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朝廷并不会立即分配工作。如果想尽快参加工作，还得进行制科考试，您可以理解为“公务员遴选”。

杜牧进士及第一个月后，他参加了“贤良方正科”的遴选考试，考中后被授予弘文馆校书郎，相当于国家出版社或者图书馆的文字编辑。唐朝大部分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文人都会有校书郎的工作经历，比如王昌龄、白居易等。

杜牧在弘文馆校书郎的岗位上仅仅干了八个月，然后就入了江西观察使沈传师的幕府，两年后再随沈传师去了安徽宣城，直到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杜牧一直都在沈传师的幕府工作，一干就是五年。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降唐。李党领袖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派兵入驻维州城，并建议唐文宗向吐蕃用兵。这个时候，牛党领袖牛僧孺表达了反对观点，他认为唐蕃已经结盟，违背盟约去攻打吐蕃是不仗义的，会给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留下口实。

这个时候牛李党争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两党如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互相打击报复。他们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即凡是你支持的观点我都反对，凡是你反对的观点我都支持。牛僧孺在吐蕃问题上提出的意见，既是对李党的反对，也代表了自己一贯的姑息养奸妥协绥靖的政治倾向。

在权衡了一番之后，唐文宗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不同意对吐蕃用兵，并且把降将悉怛送还给吐蕃，结果悉怛和投降的士兵们遭到了吐蕃的屠戮。后来唐文宗意识到这种处理方法是错的，因为太和四年的时候，吐蕃已经主动进攻了唐朝，违约在先，这个时候如果唐朝出兵就谈不上先违约。对悉怛的处理还会引起严重的后遗症，那就是以后可能再也没有吐蕃将领降唐了。

世上虽然没有后悔药，但是亡羊可以补牢。

唐文宗把李德裕从四川调回长安，任兵部尚书，第二年又升了宰相，牛僧孺则被打发出朝廷，任淮南节度使。

历史上的一粒沙砸到单个人身上可能就是一座山，这次吐蕃事件只不过是牛李两党的一次普通较量，但是却对杜牧的人生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很快就被拉进了牛李党争的漩涡，并终生不得解脱。

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牛僧孺邀请杜牧到扬州去做他的幕僚，任推官，不久转任长书记。

秦淮河夜景

扬州乃烟柳繁华之地，当时有天下之盛，扬一益二之说。扬州不仅经济繁盛，而且第三产业十分发达。三十一岁的杜牧到扬州好像如鱼得水一般，秦淮河两岸的脂粉气熏的杜牧熏熏欲醉流连忘返。在扬州这几年可以说是杜牧最潇洒快乐的几年，工作之余，他时常穿梭于各大青楼楚馆，喝酒狎妓，活的相当浪漫主义。这个时期的杜牧在扬州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

杜牧的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说好听了叫浪漫主义，说不好听了叫风流放荡。

不过年轻人嘛，谁还不犯点错误？就如赵本山的小品里说的那样“犯完就改，改完再犯。犯完还改，改完还犯。千锤百炼嘛！”

估计牛僧孺也是这么想的。

对杜牧的这种行为，牛僧孺一直看在眼里，却从来没有管过他。但是牛僧孺很担心他的安危。杜牧每次去逛青楼的时候，牛僧孺都派人暗中保护他，并记录下来时间地点，回来向他报告。久而久之，这种谍报收集了满满一大箱子。

在这里，我们既叹服牛僧孺的良苦用心，也叹服杜牧的兴趣和精力。毕竟杜牧在扬州只待了短短的两年时间，就让牛僧孺积攒了一大箱子谍报，这频率可谓惊人。

两年后，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杜牧被朝廷征召为监察御史，要赴京上任。临走之时，牛僧孺为他践行。宴席之上，牛僧孺含蓄的劝他以后最好在个人生活作风上收敛一些。对于这种善意的劝说，杜牧刚开始是否认的。结果牛僧孺叫人抬来那只大箱子之后，杜牧先是很尴尬，哑口无言，反应过来之后，再是感激涕零。从此之后，杜牧终生对这位老领导心怀感恩，每次谈论到他时总是充满溢美之词，有时候不惜歪曲事实，虚构杜撰。

牛僧孺的恩遇让杜牧在牛李两党之中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历史上对牛李二党是有公论的，明朝的学者王世祯（据说是金瓶梅的作者）说李党皆君子，牛党皆小人，这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牛党领袖牛僧孺虽然个人道德品质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为官不思进取，庸碌无为，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个“稀泥佬”。其余如李宗闵、杨汝士等骨干成员则是清一色的奸佞小人。与之相比，李党成员无论在个人道德上还是政绩上都比牛党要好。特别是李党领袖李德裕任宰相期间对外有效打击了回纥和吐蕃，对内裁汰冗员，限制宦官和藩镇，取得了不俗的政绩。梁启超更是把李德裕和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为封建时代六大政治家。

从理智上说，杜牧是倾向于李党的。

李德裕当宰相的时候，杜牧曾写过《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文章向朝廷表达自己的军事主张。当然，这些都是写给李德裕看的，李德裕也很欣赏他的才华。唐武宗时期，李德裕还采用过他的建议平定了地方节度使的叛乱。

但奇怪的是，李德裕却从来没有重用过杜牧。有学者认为，李德裕看不惯杜牧的私生活放荡，认可他的才华，却不认可他的人品。也有学者认为，是牛僧孺这位老领导连累了杜牧。

从情感上说，杜牧是倾向于牛党的。

这么说或许不准确，因为杜牧在情感上只倾向于牛僧孺。但是，鉴于牛僧孺在牛党中的地位，倾向于牛僧孺，基本就是倾向于牛党。

就算李德裕再大气，面对这个嘴里整天唠唠叨叨说自己死对头好的人，他也会心存忧虑。何况这个人又才华横溢，以后万一飞黄腾达了，那他会帮助自己还是帮助政敌呢？

杜牧的处境很尴尬。

李党得势的时候，李党成员认为他是牛党的人；牛党得势的时候，牛党成员认为他是李党的人。

有人可能会问，杜牧为什么不学习白居易，独立于两党之外做一个清静散人？

答案是，他没有资格。

白居易比杜牧大了三十岁，他跟牛李二党的骨干成员基本是平辈的。在牛李党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跟两党成员中的一些人是亲戚或者朋友了。长庆元年科场案发生的时候，白居易已经官至中书舍人，就算不投靠任何一党，他也有足够的资历让自己在朝廷中站得住脚。但是杜牧却不一样，他进入官场的时候，牛李党争正如火如荼，朝廷的权力几乎由两党轮流把持，要想取得仕途上的发展，你要么是牛党，要么是李党。无奈的是，杜牧两党都是，那也几乎等同于两党都不是。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初，杜牧被征召回京做监察御史，七月份就被打发到洛阳分司东都了，官职仍是监察御史，只不过成了东都洛阳的闲职。

对于这次职位的变动，史料上并没有说明原因，但是这段时间是唐朝的一段敏感时期，因为甘露之变就发生在杜牧分司东都后不久。

唐顺宗之后，唐朝进入一个诡异的时期。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以及后面的唐武宗、唐宣宗全部都是由宦官拥立。宦官不但能左右皇帝们的命运，还能左右他们的生死。史料明确记载唐宪宗死于宦官陈弘志之手，唐敬宗死于宦官刘克明之手，唐顺宗死的不清不楚，宦官俱文珍具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唐文宗继位的时候，面临的形式是曾祖父唐顺宗可能是被宦官害死的，祖父唐宪宗和哥哥唐敬宗确定是被宦官害死的，也就是他前面的四位皇帝有三位是被宦官害死的，而他们又全部是由宦官拥立！

多么可怕的事实！

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说，唐文宗自己以后被宦官害死将是大概率事件！

这个大概率事件成了唐文宗的一块心病，宦官们的狰狞面孔时常在唐文宗面前晃来晃去，让他寝食难安。所以自从登基的那一天起，他就在策划如何除掉宦官了。

甘露之变是一个冗长而又复杂的故事，这里不做过多展开，有机会我会专门写一篇文章来介绍甘露之变。大体上就是唐文宗任用李训和郑注两个人在大明宫导演了一出戏，一天上朝的时候李训安排人到金殿报告说金吾卫衙门后院天降甘露。唐文宗就命令宦官去查看是否属实。李训已经提前在那埋伏好了士兵，只等宦官们到了之后就来个一勺烩，结果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导致计划失败，被宦官们逆袭了。

宦官们劫持了唐文宗，指挥神策军在京城大肆搜捕文官，结果长安城被杀了个血流成河。

杜牧被征召回长安做监察御史的时候，距甘露之变还不到十个月。当时李训和郑注已经得势，面对复杂的朝局，这二位毫不客气的火力全开，既打击牛党，又打击李党，结果就是牛李二党的骨干成员统统被赶出朝廷。杜牧这个时候被调回京城，很有可能跟他既不受牛党待见也不受李党待见有关。

这段时间，大唐朝廷是风雨欲来风满楼，史料上对这段时间杜牧的所作所为没有做任何记载，不知道这位老兄当时在做什么。

当年的七月，也就是杜牧调回京城半年的时候，他就被任命分司东都了。对于这次由实职突然变成虚职，《旧唐书》上没有说明原因，《新唐书》上说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次职位调整是老天帮了杜牧一把。

命运就是这么奇特，三个月后，甘露之变发生了，宦官们血洗长安，杀了一千多名官吏。宰相们被腰斩，长安城强盗四起，京师变成了人间地狱，而杜牧则因为身在洛阳躲过一劫。同样躲过一劫的，还有被李训和郑注排挤出朝廷的牛李二党骨干。

杜牧寓居洛阳期间，在一家酒铺买酒的时候，与十几年前在江西相识的名妓张好好不期而遇，看到这个当年艳惊四座的著名歌妓如今年老色衰，沦为买酒女，不禁心生感慨，为其写了一首《张好好诗》，另外还有几首佳作传世。

自从分司东都之后，杜牧就开始了频繁的调动，辗转各地做官，其间有两次短暂的回京，但是也很快就会被下放。

开成五年（840年），一直在宦官的阴影下生活的唐文宗郁郁而终，享年三十一岁。他死后，宦官拥立他的异母弟弟李炎继位，也就是唐武宗。

唐武宗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他想要有一番作为，于是把牛党骨干全部贬到外地做官，同时把李德裕召回朝廷任宰相。

在李德裕的铁腕整治之下，唐朝的政坛出现了短暂的稳定。大唐对吐蕃、回纥的战争中取得了一定的优势，还平定了地方节度使的叛乱。同时唐武宗在位的六年，宦官们也没有掀起大的风浪，这时候的唐朝看到了一丝中兴的希望。

前文提到过，李德裕虽然很欣赏杜牧，但是并不信任杜牧，所以唐武宗时期虽然政局稳定了，但是杜牧的命运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依旧是频繁往返于各地做官。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杜牧外放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刺史，做《齐安郡偶题》、《赤壁》。

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杜牧调任池州刺史，写下《清明》、《题乌江亭》，其中《清明》一诗还让一千年后的安徽池州和山西汾阳打了一场官司。关于杏花村的归属地问题，两座城市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终对簿公堂。据说最后池州获胜，毕竟他们能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杜牧曾经在池州做过官，而汾阳则缺乏这方面的有力证据。

杜牧《清明》

会昌六年（846年），唐武宗去世，宦官拥立皇太叔李忱继位，即为唐宣宗。

唐宣宗当皇帝之前一直在韬光养晦，装傻充愣。哥哥唐穆宗死的时候，他也曾经被提名为皇位继承人，所以三个侄子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对他一直存有戒备之心。当皇帝之前他被封为光王，三个侄子就喊他“光叔”。因为他经常不说话，唐敬宗和唐文宗就经常拿他逗乐，打赌看谁能让“光叔”开口说话。与两个想看笑话的哥哥不一样，唐武宗是想要了“光叔”的命。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光叔”只好逃出京城，去今湖北十堰和河南南阳交界处的香严寺出家当了和尚。

“光叔”变成唐宣宗之后，一改往日的傻愣形象，变得极为有主见和有条理，是一个强势的君主。李德裕是一个强势的宰相，一山不容二虎，强势的君主和强势的宰相势必不容于朝堂。唐宣宗亲政的第二天，李德裕便被打发出朝廷，然后一贬再贬，最终被贬为崖州（海南）司军参户。

在崖州的李德裕无限伤感，有一天他登上崖州城，北望长安，不仅感慨万千，作了一首《登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诗歌悲怆沉郁，表达了这位一代名相人生失意的忧郁和感伤。第二年，李德裕死于崖州。

李德裕被赶出朝廷不久，牛僧孺就被诏还回朝廷，但是不久就病死了。三年前，牛党的另外一位领袖李宗闵也死了。

短短的五年之间，牛李二党的三位党魁先后离世，树倒猢狲散，牛李党争也渐渐平息。

这个世界清静了？

在党争的漩涡中苦苦挣扎了一辈子的杜牧终于要出头了。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朝廷征召杜牧回京，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此时的杜牧46岁。两年后，大中四年（850年）八月迁吏部员外郎。这个时候他以京官俸禄低无法养家为由请求调任湖州刺史，对于他这个请求，唐宣宗刚开始是不同意的。经过他的再三请求，唐宣宗才同意他外放。

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所讨论的问题，杜牧自求外放的原因应该不是对朝廷失望，原因或许真的是如杜牧所说的缺钱，不过也有可能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这里我要讲一个细节，唐宣宗继位的时候，他想任命一个得力的宰相。但他看遍了满朝文武，觉得都不满意。这时候一个名字忽然闪现在他的脑海里——白居易。

就在他命令中书舍人草拟征召白居易入京诏书的时候，有个太监告诉他，白居易已经于会昌六年的八月十四日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唐宣宗既悲痛又失望，悲痛之余，唐宣宗擦干眼泪，写下一首《吊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居易是唐宣宗的超级偶像，皇帝的偶像自然是大臣们学习的对象。杜牧的自求外放不知道是不是受了白居易的启发，进行了一场白居易模仿秀？是与不是或许只有杜牧一个人才知道答案。这里我也只是凭空猜测，没有任何依据。

但是，唐宣宗显然不想让杜牧在外面待的太久，这个在当时硕果仅存的才华能接近白居易的人自然很受皇帝的器重。杜牧在湖州刺史任上待了一年之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秋，朝廷征召杜牧入京，任命他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如果想了解知制诰这个官职的重要意义，请参考我的前一篇介绍白居易的文章，这里不做展开了。

大中六年（851年），杜牧迁中书舍人，向着宰相的门槛又迈了一步。不幸的是，不久，杜牧却突然病逝了，享年50岁。

晚年的杜牧或许会回忆并反思自己的一生，并对年轻时候的放浪生涯表现出些许悔悟。

对杜牧来说，命运是残酷的。

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好不容易党争结束了，自己即将施展抱负的时候，上天却不给他时间了。

世事如潮人如水，在历史的大潮之中，个人有时候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随波逐流。在牛李两党之间，杜牧无法选择。如果跟随自己的理智，彻底远离牛党，世人或许会给他下一个忘恩负义的评语；如果跟随自己情感，彻底远离李党，世人或许会说他是非不分、黑白不明。这种处境下的杜牧左右为难，内心充满矛盾、痛苦和挣扎，只好被动的在犹豫和徘徊中蹉跎岁月。

有时候运气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如果处在杜牧的位置，或许我们还没有杜牧处理的好，毕竟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比他更聪明。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党争，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隐蔽，有的激烈，有的舒缓。如果有一天（或许就在眼前），自己也面对党争的时候，我们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能取决于自己。当您认为值得去争取的时候，您就积极争取，就像李德裕一样；当您认为那是蜗角功名蝇头小利的时候，您就去追求您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就像白居易一样。

文章的最后，我再收录杜牧的两首诗。因为我参考了很多资料都无法考证这两首诗作于哪个时期，但又不忍心割舍，只好把它们放到文章的最后，权做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