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1506年—约1583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汉族，淮安府山阳县人（现淮安市淮安区人）。祖籍安徽 ，以祖先聚居枞阳高甸，故称高甸吴氏。

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提出《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的首先是清代学者吴玉搢，吴玉搢在《山阳志遗》中介绍吴承恩：“嘉靖中,吴贡生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吾淮才士也”，“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 。吴承恩自幼敏慧，博览群书，尤喜爱神话故事。在科举中屡遭挫折，嘉靖中补贡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浙江长兴县丞。殊途由于宦途困顿，晚年绝意仕进，闭门著书。

2004年，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政府决定在山上茶庵处建立了吴承恩纪念馆和在山下山门处建树其石雕座像，用来纪念他。

人物生平

1529年（嘉靖八年），吴承恩到淮安知府葛木所创办的龙溪书院读书，得到葛木的赏识。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吴承恩大44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

1551年（嘉靖三十年）吴承恩接任河南新野县知县。修建行台察院，尊经阁，增修儒学，表彰贞节，兴办水利等德政事迹。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周游湖南新化（古梅山）卖文写书为生。

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浙江长兴县丞，常与友人朱曰藩豪饮，寄趣于诗酒之间，和嘉靖状元沈坤，诗人徐中行有往来。

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终因受人诬告，“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约六十七岁时到过杭州，活了大约76岁，晚年在贫穷中逝世。

吴承恩喜读稗官野史、志怪小说，“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髫龄，即以文鸣于淮”，颇得官府、名流和乡绅的赏识，《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做诗文下笔立成。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或野史。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

他官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他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吴承恩还写过一部短篇小说集《禹鼎志》，不过已经失传，只能看到一篇自序。

吴承恩擅长绘画、书法，多才多艺。然而科举不利，至中年始为岁贡生。60岁时出任长兴县丞，又因与长官不谐，拂袖而归。后又聘任过荆王府纪善。

《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览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

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才得以正式创作《西游记》。

个人作品

吴承恩代表作为长篇小说《西游记》，另著词集《花草新编》及短篇小说集《禹鼎志》（《禹鼎记》）等，大多散佚。诗作有《海鹤蟠桃篇》《春晓邑斋作》《杨柳青》《长兴作》《秋兴》《金陵客窗对雪》《田园即事》《桃源图》《堤上》《舟行》《题沈青门寄画海棠用东坡定惠院韵》等。词作有《点绛唇》《浣溪沙》《如梦令》《西江月》《满江红》等。散曲作品有《沉醉东风》《醉太平》《水仙子》《驻云飞》《梁洲序》《满庭芳》等。

吴承恩诗文，有后人辑集的《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存世，包括诗一卷，散文三卷，卷四末附小词三十八首。另有《续稿》一卷。

人物评价

《天启淮安府志》：评价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

《长兴县志》： “性耽风雅，作为诗，缘情体物，习气悉除。其旨博而深，其辞微而显，张文潜后殆无其伦。”

朱应登：认为他“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

李维祯：吴承恩的诗文成就时说，吴的诗文“率自胸臆出之”，不事雕琢，他的诗和唐代的钱起、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相上下，他的古文与宋朝的欧阳修、曾巩相出人。

陈文烛： “今观汝忠之作，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明堂》 一赋，铿然金石。 至于书记碑叙之文，虽不拟古何人，班孟坚柳子厚之遗也。诗词虽不拟古何人，李太白、 辛幼安之遗也。 盖淮自陆贾﹑枚乘﹑匡衡﹑陈琳﹑鲍照﹑赵嘏诸人，咸有声艺苑，至宋张耒而盛，乃汝忠崛起国朝，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沉辞渊深，浮藻云峻，文潜以后，一人而已，真大河韩山之所钟哉！ ”

李维桢： “嘉隆之间，雅道大兴，七子力驱而近之古，海内翕然向风。其气不得靡，故拟者失而粗厉；其格不得逾，故拟者失而拘挛；其蓄不得俭，故拟者失而糅杂；其语不得凡，故拟者失而诡僻。至于今而失弥滋甚，而世遂以罪七子，谓李斯之祸秦，实始荀卿。而独山阳吴汝忠不然。 汝忠于七子中所谓徐子与者最善，还往倡和最稔，而按其集，独不类七子……中人之好，从来久矣。天下方驰骛七子，而汝忠之为汝忠自如。 以彼其才，仅为邑丞以老，一意独行，无所扳援附丽，岂不贤于人远哉！ ”

作品特点

吴承恩与明代前后七子同时代，其文艺思想与他们相近， “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近世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蓄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难矣” 。 “此论则比何﹑李通达得多，故其诗作，多自胸臆出之。朱彝尊 《明诗综》 四十八谓其诗 ‘习气息除，一时殆鲜其匹。’ 吴承恩的诗作浪漫主义气息又特浓，故被陈文烛称为 ‘李太白、 辛幼安之遗也’。” 吴承恩的见识非凡，不仅看到当时的文坛之弊，而且能跳出复古主义的圈子，独树一帜，强调 “谢朝华”“蓄多识”“去陈言”“漱芳润”。 在诗文创作中， “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泽，舒徐不迫，而不至促弦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尽究其变” ， “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以钓一时声誉” 。这便超越了前后七子，而独步文坛。

吴承恩的诗文 “率自胸臆”“师心匠意” ，据现存240余首诗歌词曲﹑障词及颂赞来看，除一些障词﹑颂赞属于应酬外，大多极富有历史﹑文学艺术价值。《二郎搜山图歌》 是他精心构思的上品，虽是题画诗，却假借二郎神搜山捉妖的神话故事，揭露了当时“五鬼”“四凶” 横行的黑暗现实，期望 “胸中磨损斩邪刀”“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 ”“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 。这与 《西游记》 赞扬孙悟空 “大闹天宫” 的英雄主义精神与气概何其相似？《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 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揭露是何等逼真而传神： “夫不独观诸近世之习乎？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陈词，心悸貌严，瞬间万虑，吾见臣子之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长官矣；曲而跽，俯而趋，应声如霆，一语一偻，吾见士卒之于军帅也，而今行之缙绅矣；笑语相媚，妒异党同，避忌逢迎，恩爱汝，吾见婢妾之于闺门也，而今闻之丈夫矣；手谈眼语，诪张万端，蝇营鼠窥，射利如蜮，吾见驵侩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学校矣。” 《赠卫侯章君履任序》 道， “况乎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其何以为之哉？ ” 这与宗臣的 《报刘一丈书》 对当时官场污浊与官吏腐败的揭露何其相似，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何等敏锐细致。百回本 《西游记》 对天宫﹑龙宫﹑地狱的弄虚作假﹑官官相护﹑肮脏交易的披露多么令人浮想联翩啊！他的 《陌上佳人赋》 堪与陶潜 《闲情赋》 相媲美。《宿田家》“柴门闭流水，犬吠花上月” 堪称绝句精品。最能表现他个性的则当数其《送我入门来》、《赠沙星士》﹑《答西玄公启》， “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 ， “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 ， “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 ，狂傲不羁，并自称“淮海竖儒” ， “蓬门浪士” 。

他在 《花草新编序》 中说： “重其人兼重其言，惟其艺不惟其类。 丽则俱收，郑卫可班于雅颂；洪纎并奏，郐曹无间于齐秦。” 强调文学创作的实绩，重视艺术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 “丽” ，美也，艺术形式美是其价值之所在。这就突破了明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学观，独树一帜，倡导文艺创作的 “情”“挚” ，追寻 “奇”“丽” 的艺术风格。他在 《范宽溪山霁雪图跋》 中强调 “真趣”“意象如生” ；在 《题沈青门寄画海棠用东坡定惠院韵》 中高倡 “真趣”“独绝” ， 虽是题画诗，却显见其鉴赏旨趣—— “意先足”、“奇赏”、“绝流俗”、“传神”、“真淑” 等。 在 《序技赠写真李山人》 中又强调 “情趣”“真趣” ，与后代公安派、 李贽的文学主张何其相似。

人物争议

明代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旧传为丘处机，此说随着钱大昕对《长春真人西游记》原书的披露而不攻自破。乾隆时又出现了另一种新说法，有位籍贯江苏淮安的学者吴玉搢认为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是他同乡明朝人吴承恩。在他撰写的《山阳志遗》卷四里说：“天启旧志列先生 （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无疑。”这是指明天启《淮安府志》卷一九艺文志“淮贤文目”中，著录有“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其中包含题名为“西游记”的作品；同时，章回小说《西游记》中也多有苏北方言，由此两点判定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后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西游记考证》都采用了吴玉搢这个说法，并对吴承恩的事迹作了考订，从此吴承恩著西游记这件事就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常识。然而学术界就此仍存有争议。

《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中指出，从《西游记》问世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百余年里，各种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没有一本承认吴承恩的著作权。胡适1921年的《西游记序》也说此作“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先生力主吴承恩说，胡适得到鲁迅抄给他的材料，便在《〈西游记〉考证》中也持此主张。

章培恒指出，在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里是把“吴承恩西游记”著录进卷八史部地理类的，可见前述《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的《西游记》，应是地理类的游记而并非章回小说，而且吴承恩曾仕明荆王府的纪善官职，从他的故乡苏北淮安到湖北蕲州的荆王府正可说是“西游”。从方言看，西游记的作者也可能并非苏北人吴承恩。章文已考知百回本《西游记》中“实是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与吴语方言并存”，又考知《永乐大典》所引“梦斩泾河龙”一段中“本存在苏北地区的方言，却无吴语方言，经百回本的作者加工后，增添了吴语方言，但没有再增添苏北地区的方言”。

黄永年赞同章培恒的观点，并补充论据：其一，百回本的原本初刻应在嘉靖初年就已出现，而吴承恩其人一般估计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才出生，到1522年（嘉靖元年）他才二十二、三岁，写成百回、二十卷的大部头西游记，而且写得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可能性很有限。其二，黄寿成注意到，百回本二十九回的回目是“脱难江流来国土，承恩八戒转山林”，如果吴承恩真是作者，不应在这里用上“承恩”二字，而且用在形象并不光辉的“八戒”前面。

吴承恩著《西游记》说的流行并非偶然，具有丰富的证据支撑。主要有：吴承恩曾任职于湖北荆宪王府，符合《刊西游记序》中指出的“《西游记》出于藩王府”这个条件；《淮安府志》关于吴承恩生平个性，特别是“吴承恩著《西游记》”有明确记载；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后编为《吴承恩诗文集》）与《西游记》存在多方互证；《西游记》具有诸多淮海地缘特征，如一说孙悟空原型为淮河神猴无支祁、唐僧籍贯为海州聚贤庄等。但从学理上作仔细考量，“吴著”说也难以成为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