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银行业大变局的开始

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1]

——毛泽东

上海自贸区只是一个开始

2012年11月，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以下简称党的十八大）。

2013年3月16日，吴敬琏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论坛发表“中国怎样重启改革”演讲时，解读了党的十八大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中国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怎么改，市场化是经济领域改革的关键。

市场化改革接踵而至。

5月末，国务院批转发改委的一份文件《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推动民间资本有效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电信等领域。

电信行业：首批虚拟运营商名单公布，苏宁、国美、迪信通、乐语、爱施德、天音、阿里巴巴、京东八家企业已经就移动通信转售业务与中国联通及中国电信签署合作协议，这意味着如果不出意外，这八家企业将成为内地首批虚拟运营商。

铁路行业：3月10日撤销铁道部；8月19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指出“全面开放铁路建设市场，向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放开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和支线铁路的所有权、经营权”。

能源行业：发改委取消或下放油田气开发、水电站、燃气发电、风电、交流电网、油气输送管网等项目的审批权。

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这一指导思想在行业性改革中逐步实施，在一些支柱性行业开始攻坚。

同时，一个更具突破性意义的改革也在酝酿中。

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于9月29日迅速正式挂牌。上海自贸区将开放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等六大领域，这是中国大陆首个国际意义上的自贸区。

对政策敏感的人关注的不仅仅是上海自贸区将能够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8月30日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还表决通过一项重要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此区域内对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暂停《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试行期为3年。

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暂停相关法律进行先行先试，这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尚属首次。

“如果说第一轮改革的起点是深圳特区，那么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将是第二轮改革的起点，而且自贸区一定不会只有一个，制度性改革已经开始。”在这一年的中小商业银行CEO论坛上，金海腾率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为银行从业者，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中金融服务领域的开放，上海自贸区将要试行的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资产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这将推动银行业真正市场化的加速进行。”

作为经历了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中观及微观管理者，金海腾在物价改革、商品流通体系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上一轮银行业改革时刚好都从事相关领导岗位的工作，对于政策变迁和宏观大势的把握有自己独到的判断力。

金海腾喜欢也善于用哲学的思维去分析问题，“在某一个区域暂停相关法律，这是涉及修法的重要决定，这一定是引起新一轮质变的开始”。

这一判断的论调，斩钉截铁。

作为商业银行导向的中国金融体系，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是金融改革的关键一环，而此时，改革已不只是听闻脚步声了。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此后，“自贸区”甚至成了一个特定名词，一些银行、企业在进行内部改革创新时，将创新试验田的名字直接定义为“自贸区”。

垄断的中国银行业

2013年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标志性年份，而就在此之前的一两年，作为市场化改革进展最慢的竞争性行业之一——中国银行业，在业内还有许多至今仍被人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声音。

2011年的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上，某银行行长说：“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银行的利润高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

2012年，中国商业银行全行业的净利润突破万亿，达10275亿元，比上年增长17.42%，但是实体经济惨不忍睹。A股2469家上市公司剔除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移动、中联通、中电信以及非银行金融企业之后的2411家上市公司同比利润增长率为14.82%。

2012年A股上市银行的利润之和占所有A股上市公司总利润的52.57%，已经超过了一半。

这可能是让银行从业人员引以为傲的事情，但也让大多数非银行业的人感到郁闷和气愤。

一位知名的企业家就点评道：“金融业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实体经济是主人，金融业是保姆。现在主人都要上吊自杀了，保姆在一旁数钱，偷着乐。”

这畸形的利润分布就源于中国银行业长期以来的垄断。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建立了“大一统”的金融体系，直至20世纪80年代，银行业的改革才初步开始。

第一阶段是1986—1994年，分设农、中、建、工，基本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四大国家专业银行为骨干的银行体系；成立了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等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开办邮政储蓄银行。

第二阶段是1994—2003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阶段，各地城市信用社改制成立城商行，部分农村信用社改制成为农商行。

第三阶段是2004—2013年，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2003年银监会成立（2018年和保监会整合入银保监会），2007年首批村镇银行试点。

进入21世纪后，相继有3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获批成立：2003年，烟台住房储蓄银行更名为恒丰银行；2004年，浙江商业银行改制为浙商银行；2005年，渤海银行成立。

从中国银行业前期的这个改革脉络当中可以看出，除了2005年新成立的渤海银行，在1996年之后至2013年，几乎没有成立其他新的银行（村镇银行除外）。

这样的制度性安排，使得银行体系以外的机构和资本难以享受银行业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的收益，各个银行可以专享政策性红利。

虽然说银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特许经营的行业，但是因制度性限制所形成的独特垄断体制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原有体系中的银行从产权结构上看，均由国家资本或者地方政府资本实际控制，所以在经营理念上带有强烈的中央部门银行或者地方政府银行意志的行政化色彩，这个行政化的色彩是造成中国的银行强烈同质化的根源之一。

垄断所带来的是银行拥有极强的议价能力，在客户选择、服务定价等方面拥有绝对的主动权。消费者能够选择的是这家银行的服务，或是那家银行的服务，而除了银行，好像找不出其他什么机构可以提供类似的服务。

同时，由于利率的管制，银行的垄断经营还能获得极大的利差收益，2012年，中国大部分银行的利差收入比重高达70%～80%，部分市场化程度更低的中小银行，这一比重甚至更高。

也因为这样的行政化垄断，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和现象应运而生。

一是“跑贷款”。“跑”字很形象，因为银行贷款是一种资源，银行家们是“朝南坐”的，所以你得不断地“跑门路”。

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王健林“九天九夜没睡跑贷款，最后一分钱没拿到”的段子。

王健林曾说：“为了拿到银行贷款，有一段时间我九天九夜都没有睡着觉，什么安眠药、什么打针就是睡不着觉。到后期整个人都有点精神恍惚，失常了。”那时，银行8点半上班，王健林8点就去等行长，就在门口站着，甚至站到6点下班行长也不出来。银行里等不到，就去家里等。就这样，王健林整整两个多月一共跑了55趟，最终还是一分钱都没拿到。

而一些更善于“跑”的人，则成为资金需求者与银行之间的桥梁，于是一个附属的行当也产生了——资金掮客。

二是“银行乱收费”。服务收费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提供服务需要付出成本，你作为消费者就需要出钱。而中国银行业诸如办理贷款还要搭售理财产品、高额的刷卡手续费等服务收费质价不符、贷款捆绑、转嫁经营成本和巧立名目乱收费等现象却成了行业性的通病。

三是每家银行几乎都是一样的。在国内很多城市，如果从百度地图上看，大概银行网点的密度比许多公共设施的密度都要大很多，但是当你走进某个银行的网点，你所能体验到的服务却是没什么差别的。有人戏称：“你把A银行的招牌换成了B银行，把B银行的招牌换成A银行，你再去哪家银行，都会觉得没什么变化。”

而在高峰期有数万家银行的美国，各家银行几乎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就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为美国市值最大银行的富国银行——存款市场份额在美国的17个州都名列前茅，是全美第一的抵押贷款发放者，全美第一的小企业贷款发放者，拥有全美第一的网上银行服务体系，同时是美国唯一一家被穆迪评级机构评为AAA级别的商业银行，它有自己的特色。

沃伦·巴菲特这样评价：“很难想象一个企业做到这么庞大的规模还能具有独特性。你会认为，随着它们的规模扩张至如此庞大，在经营上就会与其他银行没有什么差别。但并非如此，富国银行继续坚持走自己的独特之路。”

在2012年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一年一度的年会上，富国银行的高级副总裁，也是其小微业务的创始人萧兵受邀出席并发表演讲。这是一次官方性质的邀请，萧兵演讲的主题就与银行差异化经营相关。“中国的银行如何差异化经营”已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而差异化的真正出现还有待时日。

政策保护让中国银行业获得了超额的收益，也使得它们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远远落后于其他市场化程度更高的行业，这也让它们在接踵而至的新经济浪潮中显得有些步履蹒跚。

资金价格的“双轨制”

2011年6月，在广州，面对当时在座的68家银行的董事长、行长们，金海腾讲道：中国银行业的非市场化，其根本性的原因是来自长期以来形成的资金价格的“双轨制”。

这大概是国内银行界第一次用“双轨制”这个词来描述资金价格差异化的现象。

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计划单列市宁波市物价局副局长的金海腾，经历了当年的价格双轨制和物价闯关，对于价格和体制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制定了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引入，计划价格与市场经济的不兼容开始显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品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二者之间的利润差越来越大，使得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

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了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形成了一份《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并最终促成了价格双轨制这一项新经济政策的诞生。

所谓“双轨制”，就是“市场轨”和“计划轨”并行，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计划分配的比例逐步缩小，市场销售的份额逐步扩大。双轨制既避免了价格一次性放开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又延续了市场改革的精神，当时成为价格改革的主导政策。

而国内由于实行银行利率管制，事实上也就形成了银行资金价格和民间资金价格的资金价格双轨制：银行资金是计划价，民间资金是市场价。

商业银行不仅资金价格受到管制，彼时的存贷比、放贷额度也受到管制。就以2011年为例，由于经济过热，央行加息数次，并担心境外热钱会借此套利，所以不仅提高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抽紧银根，还逐月控制各家银行的信贷投放量，结果大部分企业在银行贷不到款，只能寻求民间融资，致使当年的民间借贷利率高达30%～40%，甚至更高。

在中国民间借贷最发达的地区浙江温州，这一年温州老板的“跑路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民间借贷的极大关注。

从2011年4月江南皮革厂老板黄鹤失踪起，到9月20日，温州“眼镜大王”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的离境出走，短短数月之间，有40多位温州知名企业家“跑路”，甚至跳楼。温州民间融资情况至此也开始浮出水面。

根据当时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估计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民间借贷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温州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大约占民间资本总量1/6左右，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1/5。

如此大的资金规模和如此高的占比，并不是说当地的老百姓和企业多有市场意识，而是相当数量的企业因为难以从银行获得融资，只能去资金价格更高但门槛相对更低的民间市场寻求资金支持。

银行资金的门槛太高，市场资金的价格太高，企业在“双轨”之间艰难地寻觅着生存空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民间融资的规模高达数万亿元，计划之外的影子银行真实地活跃着。

资金双轨制的现象存在已久，矛盾也积累已深。一方面，长久以来体制保护下的银行业，没有创新的动力，难以满足企业和个人的各种资金需求，市场化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民间融资虽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对企业来讲无异于饮鸩止渴。

这一矛盾也推动着制度创新、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

2012年3月28日，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正式挂牌，中央批复了温州12条任务，从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发展新型金融组织、研究个人开展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到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等，以民间融资阳光化为目标进行探索。

虽然财经作家吴晓波当时点评温州金融改革是：“中央给的面粉，温州要的是包子。”

至少，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开始了很重要的一次尝试。

市场化的创新行为往往先于制度变革，此后数年由于互联网大发展带来了各种新型金融模式，并且不断地演化。各种模式不管最终结局如何，至少是让传统的银行感受到了此前从未感受到的来自原有银行体系以外的冲击。

传统的银行总是希望政策上能给“包子”，总是在等待，但其实市场上已经开始生产“包子”了，“包子”却不一定是你的。

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

2012年6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并调整金融机构利率浮动区间，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上限为基准利率的1.1倍，同时放宽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7月6日，央行再次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0.7倍。

《金融时报》点评道：“央行首次双向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标志着我国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两次降息和调整利率浮动区间后，银行息差分别下降约25个基点和10个基点，盈利空间进一步收窄，商业银行靠存贷利差赢利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

特别是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当时这对整个银行业不啻一次大震动，虽然每个银行对利率市场化都有了心理准备，但真正来临时，仍然有不知所措的。

毕竟原本享受利率管制下的制度红利，靠着巨大的利差而生活得很舒适的银行早已形成了“存款立行”的经营宗旨，存款利率的放开意味着银行安身立命的基础受到了挑战。

如何对存款进行定价，这对绝大多数中国的银行来说都是没有经历过的挑战。

一夜之间，“存款利率一浮到顶”成了很多银行的广告语。

中小银行尤其是小银行显得特别紧张，纷纷一浮到顶，几大国有银行以及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等规模大一些的城商行，和以对外业务为主的宁波通商银行、厦门国际银行等没有上浮到顶。

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存款利率都是最后放开的，这一次央行开始对存款利率逐步放开，意味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实质性地开始落地了。

银行躺着赚钱的日子即将远去，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利差的缩小将是不可避免，而且缩小的幅度将会非常明显。

以香港某银行为例。

利率市场化之前，被称为“砖头银行”，按揭贷款利率为P（最优惠利率）+ 2.5%，年利率约10%，存款利率为5%，净息差为5%。

利率市场化之后，按揭利率为P-1.5%，年利率约为3.75%，净息差约为1.3%，比之前下降74%。

而对中国银行业来讲，利差的收窄对整个银行利润的影响就更大了。根据工农中建交、部分上市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2012年的数据进行测算，如果存贷利差减少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利润减少38.76%～55.91%，如果利差减少1.5个百分点，则利润减少58.14%～83.86%，到那时很可能就已经有银行由盈转亏了。

这样的情况下，银行要想尽量维持相对高的利差，要么寻找更高收益的资产，要么想办法获得更低成本的存款。

获得比同业更低的存款？这好似天方夜谭，即使在存款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国内的诸多银行也是通过各种方式补贴储户利息之外的收益才好不容易拉来存款，更不要说给储户更低的利息反而让他们把钱存进来了。

而此时，远在英国的一家银行，而且还是刚成立不久的小银行正在干着让其他银行为之诧异的事情。

2010年7月29日，在英国伦敦霍尔本，这家叫作Metro Bank（大都会银行）的不起眼的小银行开业了。

随后几年，英国大都会银行逆天成长，客户美誉度排名英国银行业第一，超越了老牌的汇丰、巴克莱、劳埃德、苏格兰皇家、渣打等五大银行。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家银行不仅存款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00%，而且其存款成本仅为市场最高水平的1/3。

英国大都会银行的制胜秘诀就在于将为客户打造“极致服务”作为自己的经营准则，而这对于服务模式同质化、服务内容程式化的国内银行来讲，是一个启发。

利率市场化开始了，我们凭什么可以让储户来我们银行存款，凭什么获得比其他竞争对手更低成本的存款，这是每一家银行都在焦虑的事情。

首度跌破50%

2013年第一季度，银行人民币信贷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例触达历史新低：44.7%。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跌破50%，对于一直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中国金融体系而言意义非凡，预示着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已经到来。

银行信贷失去的份额被谁拿走了？

金融脱媒的话题已经是老生常谈，除了不断快速发展的直接融资市场，还有更多容易被忽视的金融多元化形式。

翻开中国银监会和中国银行业协会当年评选的《2013年中国银行业十件大事》，第三件大事是：李克强总理到工银金融租赁公司调研，融资租赁行业迎来发展契机。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政策的变化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国家领导人的动向往往是个风向标。

在那次视察调研中，总理说：“金融租赁这个行业我们经验不丰富，人才也不充足，政策配套也不完善。你们往前闯，往前试，闯出经验来。国家要想办法培育这个产业发展起来，而且这个产业本身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讲话很明确：一是国家要培育这个行业，二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中国的融资租赁公司分两大体系，银行系的金融租赁公司和商务部管辖体系的融资租赁公司。截至2013年9月末，全国23家金融租赁公司已经拥有9560亿元的总资产，之前6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90%，而加上商务部体系的融资租赁公司，整个体量已经非常庞大，增长也更为迅猛。与发达国家比较，当时美国的融资租赁市场渗透率接近30%，而中国则仅仅不到7%。

早在2010年，金海腾尚在银行任职期间，他就在本行的战略规划中提出将组建金融租赁公司作为未来战略发展极为重要的布局。后来，在融至道为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农商行提供的战略建议中，也将组建金融租赁公司或者与融资租赁公司展开业务合作作为关键建议之一。

此后几年中，融资租赁市场蓬勃发展，甚至很多创新的金融业态借道融资租赁公司，与银行直接争夺终端客户，几乎变成了另一种“银行”。关于融资租赁的具体内容，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详述。

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也正在逐渐起势。2013年上半年，专为线上中小电商发放贷款的阿里小贷放款额达到了500亿元，而且所有贷款均为小额、短期周转性的贷款，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贷款用途真实。所有从事过传统银行信贷业务的人都知道，发放500亿元小额贷款，用传统的方式得用多少的人工、时间和资源。

阿里小贷的前身，也与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2002年起，阿里巴巴通过诚信通、淘宝等产品积累了大量的客户，除了不断解决中小电商在信息交换、获客营销、信用链接等方面的问题外，他们发现资金短缺也是中小电商经营中最主要的痛点之一。

于是，阿里巴巴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银行。金海腾任职过的杭州广发，在他任职期间甚至在2004年与淘宝网主办过一届购物体验节，让几十人住在一家宾馆里只用网上购物的方式生活两天。杭州广发也是淘宝网最早的资金结算银行之一，当时甚至是半人工地进行数据清分。他们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阿里巴巴最早的候选合作伙伴之一，但是当方案报到彼时已经由外资团队管理的总行时却被否决。

2007年至2010年，阿里巴巴与建行、工行分别合作推出了e贷通、易融通产品，阿里想借此积累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和风控机制，银行想通过阿里获客。直到2010年，阿里巴巴先后成立了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开始自行放贷，独立发展，并且通过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渠道进行资产证券化，解决了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

阿里巴巴通过银行实现了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转变，而银行并没有在与阿里的合作中获得原本期望的回报。

彼时银行的小微贷业务大概分为三种流派，一种是以台州银行、浙江泰隆银行为代表的扎扎实实自研体系的线下小微贷；一种倾向于使用德国技术等其他国外技术；还有一种则是有小微贷名义却并没有实质信贷技术和产品的政策性业务。

阿里小贷看似只是在湖面上扔下了一个小石块，激起了一朵小浪花，但其实湖面下已经是暗流涌动。

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直接融资市场兴起带来的金融脱媒威胁，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对手在不断涌现。

金融脱媒，脱去的只是简单资金中介的媒介作用，如果银行除了能够提供资金之外，还能提供更多的高附加值服务呢？

黄金十年的结束

黄金十年，通常是对一个辉煌时代结束的总结。

2004年至2013年，这十年间的银行业是“钱赚的多得连自己都不好意思说”的十年，这十年间大部分银行的年均净利润增幅超过了15%，而2013年之后大多降至了两位数以下。

所以，这十年也被银行人称为银行业的黄金十年，这几乎已经成了共识。

这也是银行业被动赚钱的十年。经济顺周期、资产规模扩大就可以赚钱、跨区域经营、资金价格双轨制带来的高额利差等，制度性的红利让银行业过着“幸福不知从哪里来”的日子。

有一个笑话是这么描述的：

三个人一起坐电梯从一楼去顶楼，由于三个人都是第一次坐电梯，一个人不停地原地跑，一个人不停地做俯卧撑，还有一个人不停地用头撞墙。等电梯到了顶楼后，别人问他们怎么上来的。一个说我跑上来的，一个说我做俯卧撑上来的，一个说我拿头撞墙上来的。

笑话的结尾总结道，这部电梯就是中国腾飞的经济，而那些原地跑、俯卧撑和撞墙的方法，就是许多人的经验总结，可能也是黄金十年中的银行人的总结。

黄金十年中，互联网企业想从银行业挖人必须要付出成倍的代价，甚至当一个银行人跨出银行业时，他的同事们总觉得他是出了什么事情。而仅仅到了2014年，当某位银行高管去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求职时，这家企业的高管说：“我们现在不从传统银行招人了。”

黄金十年结束得如此突然，却也是必然。

[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4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