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

明清时期大同赛脚会“名极一时”，民国时期山西禁止缠足条例甚严。在中华妇女缠足史上，山西的裹与放，都可谓最好的标本。

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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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赛脚会

大同凤临阁，可谓雁北第一名楼，这倒不是因其高大，而是因其有故事。

相传明正德十三年（1518），正德皇帝在京中无聊，自封为威武大将军，一路招摇，来到大同。他行至九楼巷中的“久盛楼”，见一妙龄女子当垆卖酒，惊为天人，不觉心旌摇荡，遂以言语相戏。此女名叫李凤姐，是大同梅龙镇人，父母双亡，与兄长在九楼巷开了个小酒馆糊口度日。面对调戏，凤姐正色以拒。正德帝无奈，从便服下露出赤金蟒服与玉珮，道出自己的身份，于是上演了一段天子和民女的露水姻缘。后凤姐随正德移驾返京，途中身染重病，不幸殒命于居庸关下。凤姐死后葬于居庸关西，坟丘上白沙白草，当地人称“白凤冢”。因这个故事，“久盛楼”遂改名为“凤临阁”。

凤临阁出名后，许多故事皆附会其上，使之更为。

相传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晾脚会”的会场也设在这里。“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关于赛脚会，冯骥才的小说《三寸金莲》中有所描述，说的是天津的事。

旧时代，坤脚可以被认为是最神秘的部分——守规矩的妇女，睡觉都穿袜子或套鞋睡，甚至连同床共枕一辈子的丈夫，也都难得见到一回，况乎他人——如何可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有所展示？依冯骥才的说法，到赛脚会这日，已嫁少妇或未嫁少女，坐在高凳上脱鞋解袜，连同“王母娘娘的裹脚布”一齐解脱，然后把脚放到面前的矮凳子上，任人品评。

赛脚的场合还不止于街面，清人陈恒庆《谏书稀庵随笔》载：“裹足之害莫甚于山陕。妇人女子，行走街衢，皆扶杖徐步，或扶高粱秸而行。佣人之女仆，令其扫地，须跪而执帚。然其足非真莲瓣纤纤也，皆垫以高底耳。住户晚饭后，妇女皆携小杌，坐于门前，翘其足于阈外，以夸示路人。路人缓行细视则可，若回头再看，则必被詈。虽极贫之家，亦隔日换着新履。”大同镇城孤悬极边，与胡虏共处一地，无寸山尺水之隔。坚城深池，设以重关，治以总兵、巡抚、副总兵、两游击、都司、守、巡、郎中、府县，故为一座男多女少的兵城。赛脚会一开，可以想象当年趋之若鹜的盛况。当地有歌谣描写此情形：“看我腿，是好腿，红绸裤子绿穗穗。看我脚，是好脚，梅花高底菜碟搁。”

此般赛脚会肇始于何时，已不可考。相传清朝年间，大同一知府夫人为官宦人家的小姐，学识也好，但非常保守，从不让丈夫窥探脚。而丈夫亦非寻花问柳之人，以致造成了其心理变态，联合幕属及地方仕绅，借着一次当地的大瘟疫，造出谣言，说女子赤脚于光天化日之下，可避免疫症蔓延，于是，每年一度的赛脚会由此荒诞地诞生。

据李荣楣《中国妇女缠足史谭》载：“清末，山西大同每年旧历六月初六日举行晾脚会，据贾逸君《中华妇女缠足考》云：‘是日妇女盛装坐于门首，伸足于前，任人评议。足小者每得上誉，观客鱼贯前进，不得回顾也。’予友年长者有自该处归者，据云：‘村社演剧，环剧场三面搭以席棚，长棚联接，各布横竿。妇女浓妆艳饰，端坐棚内，两足长伸，鳞排竿架，莫不争奇炫小，以博好评。绣履衬饰工绝，有履跟缀小铃，足动铃鸣，以诱争观者；有履端缀饰绫制动翼蝴蝶，足动则蝶翼翕张者。游众队行，往来若织，俨若在百货肆中观陈列品然，真异俗也。凡小足之尤者，游众得逼察，但不得手扪焉。’”

明人谢肇淛《五杂俎》曰：“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塞之所无有。市款既久，未经兵火故也。谚称蓟镇城墙、宣府教场、大同婆娘为三绝。”此说流传甚广。以往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如何晓得“大同婆娘”之绝？大概就是通过这样的赛脚会知晓的。李渔在《闲情偶记》中道：“予遍游四方，见足之最小而无累，与最小而得用者，莫过于秦之兰州、晋之大同。大同名妓的莲足，柔若无骨，与之同榻者，抚及金莲，令人不忍释手，觉倚翠偎红之乐，未有过于此者。”可见“大同婆娘”之名，当是域内叫得响的。

宋代

明代

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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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脚之“美”与痛苦

按照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说法，中国的“裹脚文化”是从南唐后主李煜对“弓鞋”痴迷开始的。但姚鹜的《尺牍》却持异议：“马嵬老媪拾得太真袜以致富，其女名玉飞，得雀头履一只，真珠饰口，以薄檀为苴，长仅三寸，玉飞奉为异宝，不轻示人。则缠足必在贵妃之先。足下所记女子缠足起于李后主窈娘，新月状，似未深考矣。”

清人方绚的《香莲品藻》，更是一部裹脚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内容包括香莲宜称二十六事、香莲憎疾十四事、香莲荣宠六事、香莲屈辱十一事、香莲五式、香莲三贵、香莲十八名、香莲十友、香莲五容、香莲九品、香莲三十六格、香莲九锡、香莲十六景等等。“香莲三影”为“花间蹴踘苔上影，临流浣濯水中影，春宵一刻灯前影”；“香莲四印”为“香屑，苔阶，沙堤，雪径”；“香莲五观”为“临风，踏梯，下阶，上轿，过桥”；“香莲四宜赏”为“对名花宜赏其艳，对新月宜赏其妍，对雪宜赏其幽静，对酒宜赏其谨饬”；“缠足濯足时候”在“晴昼，灯下，薄醉，出浴，梦醒，欲睡，倦行，试履，花前，月下”；“缠足濯足四不可言之妙”是“屏间私窥，暗里闻香，水中看影，镜中见态”。

明人徐渭《菩萨蛮》词有“莫去踏香堤，游人量印泥”之句，乃画家的想象，甚妙，后人未闻赋咏及之者也。

有无聊文人作《念奴娇》云：“踏花行遍，任匆匆，不愁香径苔滑。六寸圆肤天然秀，稳称身材玉立。袜不生尘，版还叠玉，二妙兼香洁。平头软绣，风翘无此宁帖。 花外来上秋千，那须推送，曳起湘裙摺。试仿鞋杯传绮席，小户料应愁绝。第一销魂，温存鸳被底，柔如无骨。同偕谶好，向郎乞，借吟舄。”

又有某闺媛作《醉春风》云：“频换红帮样，低展湘裙浪。邻娃偷觑短和长，放、放、放。檀郎雅谑，戏书尖字，道侬真相。 步娇无恙，何必运钩仿。登登响履画楼西，上、上、上。年时记得，扶教小玉，画阑长傍。”

京中女子多大脚者，纪晓岚集句云：“朝云暮雨连天暗，野草闲花满地愁。”恶谑也。

辜鸿铭喜欢妻子淑姑的小脚，每当无聊时，辜就让她脱掉鞋子，然后低下头，如闻花香；而写作需要灵感时，他就会将淑姑叫进书房，让她把玉足放到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时捏时掐，自得其乐，一时文思泉涌，妙笔生辉。辜曾对人津津乐道说：“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子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康有为为此送过辜一张“知足常乐”的横幅，辜曰：“康有为深知我心。”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明时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不许缠足，显然是对贱民阶层女子的惩罚。清人《鼓儿词》云：“小姐下楼格登登，丫头下楼扑通通。同是一般裙衩女，为何脚步两样声？”缠足者小姐，不缠足者丫头，缠足成了女子尊贵身份的象征。歌谣云：“裹小脚，嫁秀才，吃馍馍，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吃糠菜，就辣子。”民间约定俗成的审美力量是多么强大。

但这种诗意般的描绘，却是建立在裹脚人极端痛苦基础上的。小脚一双，眼泪一缸。而实施者往往是女孩的母亲，不管女儿如何哀哀痛哭，母亲则“娇女不娇足”，毫不怜惜，为的是将来找到一个好婆家，为的是出嫁时候的笑容。

宋人车若水云：“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使何用？”清人张宗法痛斥道：“今俗尚缠足，堪伤天地之本元，自害人生之德流，而后世不福不寿，皆因先天有戕。”清人袁枚道：“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

清人宣鼎《夜雨秋灯录》称：“人间最惨的事，莫如女子缠足声，主之督婢，鸨之叱雏，惨尤甚焉。”沈心工曾作《缠足苦》，共计十四段，控诉式地描写了缠足之害：“缠脚的苦，最苦恼，从小那苦起苦到老，未曾开步身先袅，不作孽，不作恶，暗暗里一世脚镣。想初起，你年还小，听说那缠脚你就要逃，都谢旁人来讨好，倒说道，脚大了，你将来攀亲无人要。你怕痛，叫亲娘，叫煞那亲娘像聋瞽，亲生骨肉关痛痒，强做作，硬心肠，其实你亲娘也泪汪汪……”

林语堂《中国人·缠足》引用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英国传教士阿绮波德·立德（也作立德夫人）的话，记录了缠足女孩的悲惨童年：“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根竹竿帮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的惟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循环。中国女孩在束脚的过程中简直是九死一生。”　

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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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脚的解放

正因其罪恶，康有为写《戒缠足会檄》时，用了个“檄”字，他还首创了《不裹足会草例》。百日维新期间，他又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请求放足，变衣冠，以便与欧美同俗，又说，中国诸多陋习“外人拍影传笑，讥为野蛮久矣。而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所以“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

张之洞曾撰《戒缠足会序》，论中国女子缠足之弊，最为切中。谓：“极贫下户，无不缠足，农工商贾畋渔之业，不能执一。虺弱倾倒，不能植立。不任负载，不利走趋，凡机器纺纱织布缫丝，皆不便也。与刑而刖之，幽而禁之等。”又谓：“若妇女缠足，贫者困于汲爨抱子，富者侈于修饰，资用广而疾病多。遇水火兵乱，不能逃免，且母气不足，所生之子女，自必脆弱多病，数十百年后，吾华之民，几何不驯致人人为病夫，尽受殊方异俗之蹂践鱼肉，而不能与校。”此论乃仁人之词，苦心疾口，极言弊病。

清初曾有过裹足之禁，始严复弛。

据钱泳《履园丛话》载：“顺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七年七月，礼部题为恭请酌复旧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内开顺治十八年以前民间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谕，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该部议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内臣部题定，元年以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十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但这条旨意在民间一直受到抵制，到康熙七年，即经礼部奏罢。此禁令终因阻力过大，胎死腹中。

到后来，不但汉家女裹足未禁，旗人女也开始效仿，此染缸效应也。清廷新政之后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慈禧发布劝诫缠足上谕：“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光绪三十年（1904），朝廷颁布《劝行放足歌》诏，下令“务各互相解释，切勿再事拘囿”。其中的歌词琅琅上口：“照得女子缠足，最为中华恶俗。惟当缠足之时，任其日夜号哭。对面置若罔闻，女亦甘受其酷!为之推原其故，不过扭于世俗，意为非此不美，且将为人怨怒。美恶况由天赋，何必若此斫剧。”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武汉甚至创办了一份《不缠足会画报》。鲁迅的母亲于清末兴起的天足运动中放了脚，据周作人的回忆：“先母和易，但有时也很强毅。”有本家不第文童叫“金鱼”的到处宣传：“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事后还有了“南池大扫帚”的称号。

据《东鳞西爪》载：“泰山之巅有东岳庙，庙中供娘娘一位，泥塑金身，三寸金莲。每届春夏，朝拜者仕女如云，且多制锦鞋为娘娘寿。最近鲁省实行放足运动，以乡民迷信娘娘之酷也，乃将娘娘小脚刖去，另换大脚两只。以娘娘亦实行放足，普告朝拜之妇女。”可见放足在民间阻力之大。

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于1912年3月13日通饬全国劝禁缠足：“缠足之务，由来殆不可考，起于一二好尚之偏，终致滔滔莫易之烈，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将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至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万姓。生理所证，岂得云诬。至因缠足之故，动作竭蹶，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闻，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事务。以上二者，特其大端，若他弊害，更仆难数。曩者志士仁人，尝有天足会之设，开通者已见解除，固陋者犹执成见。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切切此令。”

《清朝野史大观·清官遗闻》之《曹寡妇》载：“有山西籍孀妇曹氏，色颇姝丽，足尤纤小，仅及三寸。其履以菜玉为底，衬以香屑，履头缀明珠。入宫后，咸丰帝最眷之。”

《清稗类钞·服饰类》云：“山西太谷县富室多妾，妾必缠足，其鞋底为他省所无。夏日所着，以翡翠为之，其夫握之而凉也。冬日所着，以檩香为之，其夫嗅之而香也。”足见山西人对缠足的钟情，因此山西省于1916年颁布实施严禁缠足的条例。各县成立天足会，各级官员都为当然会员。

1917年出台《各县设立天足会简章》，天足会在全省各县雨后春笋般建立。简章颁布之后8个月，全省105个县全部成立天足会，会员人数超过2万。

1918年颁布了《禁止缠足告示》：“妇女缠足危害甚大，不独有碍行动，且毁坏其肢体。不但世界万国无此恶习，即前清旗人皇室，亦皆天足；且汉人缠足之风，莫甚于山西，是以山西人口愈少，愈弱，人民愈穷。”同年还成立了《全省学生不娶缠足妇女会》，规定会员未婚者不得娶缠足女子；已娶缠足者，一律放足；违约者罚以重金，家长为幼女缠足者罚金加重10倍；并将在7月派员督察各县，若查到仍有幼女缠足，除责罚家长和村长之外，还将惩处失职的县长（县知事）。

1919年发布白话文省长告示《妇女缠足的大害》：“本省长劝告已不止一次，设法查禁也经二年有余，你们妇女不论老的少的，都该赶紧放开才是。”山西天足促进会还编印了《女儿缠足歌》《缠足女儿哭五更》，又将禁止幼女缠足作为村规，鸣锣示众，张贴布告。

在“晾脚会”的发生地大同，“二十以下之女子率皆力趋新潮，城外乡僻中容或有此十八世纪之美人，至城中则已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矣。”此令既出，时效颇丰，据《图画新闻》载：“山西定襄西邢村郭某偶染烟癖，妻霍氏心非之。一日郭以放足劝霍，霍曰：‘缠足之弊，等于吸烟。君如立志戒烟，妾当惟命是从。’郭曰：‘善。’立将剩膏倾去，不复沾染，而霍足亦即日解放。”然而在偏僻乡村，陋习不绝。

至1921年，山西105县中有87县10岁以下女子全数天足，有101县16岁以上缠足女子全数解放，15岁以下缠足女子各县解放者占了多数。1922年，全省幼女缠足已属少数。1928年时，襄陵县女子天足者“约有十分之六五”，安邑县天足者最多的一区达“十分之八五”，其他各县情况相差无几。但缠足之陋习毕竟根深蒂固，一时难收，据1933年的《日报》报道，山西省15岁以下的女孩缠足的还有32.2万人。P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