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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论是沙陀政权还是汉族政权，参政后妃的主体均为皇太后、皇后及妃嫔，在后梁与后唐时期还有特殊“后妃”参与政治，她们的的参政方式虽然不同，但都离不开靠近权力中枢带来的便利条件。
因为这一条件或主动参政、或被迫卷入政局，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五代后妃的政治活动。
五代共计后妃42人，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政治者13人。直接参政者以手中握有的权力直接参议中枢政治或对朝臣将士发布命令。
而间接参政者则凭借靠近皇权对政事发表看法，影响到帝王的政务决策。
北魏至隋唐时期女性参政极为频繁，甚至成为一种风气，这一现象的形成与这一时期北方地区政局动荡、民间深染胡俗、女性“持门户”、以及统治集团在地域、婚姻观念和习俗文化等方面的传承紧密相关。
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外，与宋同时期的辽、金与西夏王朝同样属于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后妃参政与汉族政权存在着区别。
一、五代后妃及后妃参政概况
1、五代后妃概况
五代诸朝共有帝王14人，后妃42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帝王追册的已经离世的嫡妻、妾室；第二类是在位期间册立或选纳的后妃；第三类是虽然没有封号，但可以确定其妃嫔身份者；第四类是帝王尊奉生母或父亲的妻妾为（太）后妃者。
另外，五代时期还存在一批特殊的女性，她们是臣妇的身份，但有被帝王宠幸的经历。这类“后妃”主要存在于后梁与后唐时期。
2、后妃参政概况
五代虽没有出现像汉吕太后、宋刘太后那样的总握中央政权的“行政首长”，亦未出现武则天那样的女皇帝，但有多人以自己掌握的权力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政治。
庄宗时期刘皇后直接参政的表现为以教令交通藩镇，掌管内库，同时以言语左右庄宗政务决策。明宗时期曹皇后间接干预明宗政务决策，王淑妃则是直接参政明宗晚年时是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参与中枢政务的商讨。
隐帝时期李太后可以任免宰臣，以教导隐帝方式影响政治，更是可以被迫议立皇位继承者。太后本人也是是郭威合法继位形式上的象征。
特殊“后妃”因曾陪王伴驾而获得了与帝王的亲近关系，成为当时权势的追捧者，因此有机会交结藩镇、收取贿赂，从而影响朝政。也有被迫卷入政治当中者，在客观上影响着政局。
后梁时期张全义妻储氏陈述张全义的功劳打消了太祖对张全义的疑虑。友珪妻张氏告诉友珪太祖的立储决意，后唐时期杨千郎妻卖官鬻爵、交结权贵影响到国家的官员选拔与任用，朱汉宾妻影响到丈夫的仕途等等。
由于五代王朝由藩镇“变家为国”的特质，部分帝王的母亲或原配正妻逝世于建国前，因此追册皇太后及皇后的事例较为普遍，她们经历了生前为普通妇人、藩妇到死后“母仪天下”的阶级转变。
也有帝王由于在位时间短暂而未及时册立皇后使得后位空闲的例子。在这些后妃中，参政普遍发生在皇太后、皇后及高位妃嫔的身上。根据参政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直接参政与间接参政两种，参政事例普遍且典型。
二、皇后、妃嫔的政治活动
1、身份影响决策
直接参政是五代皇后、妃嫔的政治活动之一，其表现形式有二：一即发布诰令或教令直接指挥政事；二则表现为直接参与商讨国事或指挥政事。
后唐有庄宗刘皇后、明宗王淑妃，后晋有出帝冯皇后，后周有太祖董德妃。在有参政行为的8位后妃中占50%，说明后妃直接参政的普遍。
在天灾的威胁下宰相提议用内库财物赏军时，刘皇后参与议事并阻止赏军，曰：“吾夫妇得天下，虽因武功，盖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
可以看出庄宗与宰相议政时刘皇后是在侧的，因此她很快能反驳宰相的提议，当他们想要避开刘皇后再次议政于延英殿时，刘皇后在屏风后面窃听，再次站出来反对，直接参与了此次围绕天灾之事的商讨，还做了最终决定。
后周董德妃的参政行为虽较为隐晦，但根据史料的记载可以推测其确实直接参与着军政。在太祖征讨兖海时，德妃一再要求派内人在侧侍候，太祖反对的态度特别强硬，说明内人在侧并不仅仅是照顾起居那么简单，她们作为德妃的心腹必然为其探听军政、干预政事。
太祖后宫属董德妃位分最高，后宫事务由她打理，虽不是皇后却发挥着皇后的职责：“太祖自圣穆皇后蚤世以来屡失邦媛，中帏内助惟妃存焉，加以结珮脱簪，率由令范。”
因此她不仅可以作为内助在辅佐、劝谏太祖上参预政事，也能以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处理后宫事务时影响前朝政务。董德妃有很多预政的机会。这也可以解释太祖在外征讨时为什么要极力阻止德妃所派的内人在侧侍候，即防范德妃参政。
2、左右皇帝政务决策
如果说后妃直接参与政事需要自身掌握实权、需要皇帝的支持以及特殊的政局等重要条件，那左右皇帝政务决策就不需要过多的主客观条件了，她们的一言一行就足在政事中激起波浪。
安重诲为枢密使，任圜为宰相，二人涉及到权力之争时，在明宗面前争的面红耳赤，虽不能说因为后宫嫔御的一句话而让明宗给此事做出最终裁断，但确实让明宗对任圜心生不满，从而影响到了他的圣断，宰相的权力被枢密使分割，足见后妃对皇帝政务决策的影响。
五代时期有名号记载的皇后、妃嫔共20人，间接参与朝政的有9人，占45%。后梁末帝张德妃以劝谏的方式间接参与政事：“帝即位，将册妃为后，妃请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
她希望末帝先祭天再册封后宫，以国家政务为主，却因为与晋的战事郊天不能如期举行。她的劝谏对末帝政局有一定的良性影响。
庄宗刘皇后不但直接参与、指挥政事，左右庄宗政务决策也是普遍的参政方式，最显著的方式就是在收取朝臣（妇）贿赂后，在庄宗面前为他们发言，从而影响庄宗的决断。
她收取贿赂的对象主要有三类，一是后梁灭亡后归顺的梁旧臣，温韬是盗发唐陵的罪人，也通过贿赂刘皇后与权宦伶官得以回到藩镇，还得到赐姓名的恩宠。梁旧臣被赦免罪责依旧重用虽与庄宗安抚怀柔的政策有关，但也离不开刘皇后的干预。
二是为了一己之私贿赂刘皇后者：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为了将夔、忠、万三州划分到自己的管辖境内，屡次请求朝廷未果，于是通过贿赂刘皇后得以实现。
三是罪臣之母通过贿赂刘皇后使儿子得以免罪：李嗣昭子继韬曾背唐降梁，庄宗灭梁后他感到不安，母亲杨氏为了给儿子免去罪责贿赂刘皇后。可见刘皇后在收取他人贿赂后在庄宗面前为其说话从而影响政事。
后周世宗符皇后在作为贤内助辅佐夫君时，对前朝政事有一定程度的干预：“世宗或暴怒于下，后必从容救解”，她以自己的智慧对世宗的统治起到了良性影响。
当世宗决定南征时，她为了世宗的安危多次苦谏，虽没有直接插手政事，却凭借与世宗之间的深厚夫妻感情能对政治产生些许影响。
三、皇太后的政治活动
1、直接参与、指挥政事
直接参政的太后有后唐庄宗母曹太后、后汉隐帝母李太后，后唐庄宗生母曹太后以诰命交通藩镇、指挥政事，成为当时的一个权力主体，可越过庄宗直接行政。
后汉隐帝母亲李太后直接参政，当枢密使与宰相引发权力之争时，枢密使郭威主动寻求李太后帮助，李太后做主罢免了宰相李涛，可见李太后具有宰相的任免权。
她还与隐帝一起商议政事，并且枢密使郭威也劝谏隐帝政事要与太后商议，多听取太后的建议。“太后从先帝久，多历天下事。”可见李太后拥有的政治影响力。
2、间接影响政事
太后以母亲的身份在教导子嗣时容易间接影响到政事，帝王为了不违拗母亲的意愿而答应她的一些请求，也会对政事产生影响。这种政治活动比直接参政更加容易发生。
后唐庄宗母亲曹太后不但受庄宗孝顺，在政事当中也很有话语权，她产生的政治影响力远达南吴，当吴国主对唐上表称臣时还要给曹太后献上珍玩，可见其在政治中的影响力。
后晋出帝荒于朝政，任用外戚冯玉为宰相，老臣桑维翰遭到排挤，他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与李太后沟通，为皇子重睿选择师傅教导。以至于让出帝及其左右心腹认为维翰有“废立之志”。
他也因此被清除出权力中枢，还被怀疑有谋反心，可见当大臣与太后联合时产生的巨大政治影响力。
3、参与皇位传承、政权更替
五代内乱屡发、政权更替频繁，皇太后普遍参与其中。后唐从珂发起兵变夺取皇位时，虽然他已经稳操胜券了：有军事实力、有百官支持，但还需要在曹太后的诰令下即位才能名正言顺。
以皇太后的旨意废掉前任皇帝，再任命他继承大统，由此才符合儒家正统文化，才能得到儒臣的支持。
后汉隐帝诛杀顾命大臣杨邠、史弘肇等人后引发了祸端，郭威以诛君侧奸臣为由举兵向阙，隐帝出逃为乱兵所杀，在国家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郭威率领百官请求李太后择立皇位继承者。
总结
后妃参政与皇权息息相关，在帝王支持下的后妃参政起到了强化皇权的历史作用。由于五代改朝换代的快速，皇太后在其中起到的正统性作用不容忽视。
五代后妃参政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即后周开始防范后妃参政，相比于沙陀王朝，后周后妃对政治产生的影响较小。
后妃既是后宫这一大家庭中的成员，还因为靠近权力中枢与前朝大臣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后妃的家庭关系及与权臣、权宦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后妃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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