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旌表是古代封建社会用纸阶层用以提倡封建德行的一种方式，以赐匾额、造坊等具体手段使得名声气节得以流传、宣扬。封建皇权社会，统治阶层对于义夫（坚守大义或者对爱情忠贞的男子）、节妇（夫死不改嫁而终生守节的女子）、孝子、贤人（才德俱佳的人）、隐逸（不愿意跟统治者同流合污，隐居避世的人）、累世同居（凡经世代久长在一起居住和生活的家庭）等六种类型倍加推崇。明清加强对妇女的束缚，大力表彰节烈，“节烈”又进入了旌表的范畴。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这种奖励措施逐渐演变成为官方正式的旌表制度，并日益成为封建王朝维系礼教风尚、加强道德教化的有力工具。旌表作为一项奖励制度，有着较为严密的授予标准与执行体系，尤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经过历史长时期的积淀，其发展的更为成熟系统。

古代中国旌表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形成的最早时期甚至可以追溯到帝尧时期。按照《中国旌表制度溯源》对旌表制度的研究结论，能够得出：

这里对于“形成于汉朝”的界定，只是对于“旌表制度”的正式形成和确立进行的时间划分，而非“旌表”行为的最早出现时期。

《武经七书直解》中就有对先秦时期“旌表”行为的记载：

也就是说，早在先秦时期，旌表行为就已经开始出现，并且形成了“吏”、“民”明确分明的旌表体系；将“奉公守法”、“廉洁爱人”等官吏必备的优良品德作为旌表的评判标准；将“孝慈爱敬”等基本伦理道德用于了基层民众的旌表评判标准。而且，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对于“致力农桑”也有着特殊的旌表标准。

同时，还将旌表行为的目的予以了“使善者劝，而恶者惩”的明确说明。

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尚书》，对于旌表行为也有过相关记载：

这里也着重强调了旌表行为在“彰善瘅恶”方面的主要目的所在。

据可查历史文献显示，周朝时期，出现了第一个被统治阶层旌表的人物——商容。他本为商臣，因忠节被商王所害，周朝鉴于其功绩为其旌表，“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由此，也开始了封建皇权社会将旌表制度作为维系礼教风尚、加强道德教化的历史使命进程。

01 封建皇权社会，统治阶层旌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秦汉时期，旌表制度逐步走向正规化、系统化和法制化。封建皇权社会统治阶层开始逐步将旌表制度作为封建统治、维护皇权的重要手段。

清朝时期成书，用于记载秦朝历史文化等的《秦会要》记载：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的名义，为“贞妇”修筑“清台”，用以表彰寡妇的贞烈，用以在社会上树立谨守贞节的道德榜样。西汉宣帝时，对节妇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赐“贞妇顺女帛”，这也是统治阶层在旌表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

东汉时期，旌表忠孝节义者又逐渐成为定制，成为统治阶层固定的旌表制度范围。

《秦汉史》记载：

这里的“表其门”，就是建造石制坊的意思。“赐匾”、“建坊”两种封建皇权社会主要的旌表方式开始出现。也是由此开始，旌表制度开始正式确立于机制中，成为统治阶层正式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正式手段。而且，此时确立的“忠孝节义”也成为后世王朝必不可少的旌表选择标准。

封建皇权社会的旌表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旌表制度用以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目的和根本，进一步得到彰显。

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时期，旌表制度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隋朝炀帝时，明确规定：“义夫节妇，旌表门闾”。唐朝玄宗时，进一步强调：“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终身勿事”，在统治中不断重视旌表所发挥的作用，“王者甄明高义显异至行。”此时，对于旌表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力，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所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也”，并以此确立了旌表所具道德教化功能的基调。

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开始得到发展，出现了“穷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张。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更是将“夫为妻纲”抬高为“三纲”之首，并大肆鼓吹贞节观念，甚至提出了妇女贞节比生命还要重要的观点。

在此时期，旌表制度的使用出现了严重偏差甚至变态的倾向，旌表制度对于女“守节”的评定标准甚至到了“愈艰难奇特，就愈能表其心迹”的非正常状态。在朱理学说的影响下，旌表制度在这一时期走向了极端，甚至严重影响了旌表制度的初衷和根本目的。

明清时期，这种近乎变态的学说非但没有得到限制和约束，反而因为其对封建皇权统治的有利影响和正面维护，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情况。明清时期的统治阶层为了巩固统治，大肆利用旌表来导引社会中的节孝观念，以期达到加强民众思想控制的目的。

在此背景下，旌表数量急剧增多。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很多极端的节孝行为，孝子节妇为了谨守节孝，有的不惜以毁身为代价，来达到事亲、守志的目的。同时，君主统治也达到了顶峰，君主地位急剧膨胀，要求臣子对己绝对忠贞，臣子的地位更显微不足道。总之，明清时期的旌表制度，体现出越来越强的封建，并已开始走向僵化。

封建皇权社会统治阶层之所以如此重视旌表制度，还在于民间对于旌表行为的异常重视和近乎疯狂的看重。对于这种对“匾额”、“坊”的特别重视，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1、《清代旌表考》中对于“匾额”、“坊”为何会引起巨大的社会效应和社会影响，给予了说明：

也就是说，旌表行为乃系皇帝的恩赏行为，属于社会风教中的严重影响行为，在民间的极大影响，可想而知。基层民众将将旌表行为视为至高荣耀，乃系旌表制度备受重视的主要原因之一。

2、得到统治阶层旌表者，不仅自身能为世人敬仰，还能为整个家族带来无上的荣耀，这种诱惑力是极大的。因而，无论是官员士绅，还是普通民众，皆以能获得旌表为流芳千古和光耀门楣的大事件，大有“生不能封万户侯，但愿死得一旌表”之势。

3、凡旌表者，一般是由地方官将其事迹逐级申报到朝廷，待朝廷恩准后就可以赐给匾额，或者由官府为其建造石坊，这样做能达到彰显其名声气节的社会效应。层层审批过后，更显得旌表制度的难能可贵和“物以稀为贵”。

02 浅析清朝时期，旌表制度涉及范围

中国历史发展到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时期的时候，旌表制度已经成为封建统治阶层维护皇权、加强精神统治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清朝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入关不久，既根据统治需要将汉地儒家作为了自己的统治思想。儒家最为推崇忠孝节义，前代王朝也多以旌表作为宣扬节孝的强有力工具。

《清实录·世宗实录》中记载了雍正皇帝对于旌表制度的推崇态度：

雍正皇帝甚至将利用旌表制度来“移风易俗”、“鼓励良善”的做法，乃系治国之根本，乃系精神统治中最为重要的手段。

《中国近代社会辞典》中对于“旌表”甚至专门有了针对清朝时期的定义：

这说明，清朝在“既定鼎，礼教益备，定旌格，循明旧”的基础上，并没有一味的全盘接收，而是根据自身民族特色和实际情况不断地加以增减，例如“捐田地、捐钱设置义庄者”和在朱理学说影响下的“烈女”就成为清朝时期较之前朝更为完善、明确的旌表范围。

清朝旌表制度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体系，就旌表内容而言，可划分为六种类型。《清代之旌表制度》中对于清朝时期的旌表范围有过明确的说明：

1、节孝

节孝者，贞节、孝顺者。

节孝乃系清朝旌表制度中的重中之重，乃系清朝统治阶层用于精神统治手段中最为倚重的部分。但是，清朝节孝旌表区别于前代，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带有较强的民族，即以身份为划分基准。清朝旌表节孝，按身份不同一般可分为宗室觉罗八旗与各省民众两大主体，而且两者各有一套申报体系。

宗室觉罗八旗：题请旌表者，由宗人府专事负责并奏交礼部；在京八旗和各省驻防题请旌表者，则由礼部在每岁三月内，专门咨查于在京都统和驻防将军都统，然后再造册报部，准备复议汇题。

各省民众：该省督抚学政会题，再取其具体册结送交礼部，准备复议汇题。或者可由京官直接赴礼部呈请，由礼部先行予以覆准，于年终汇题。

节孝旌表者，经历了从建造节孝坊到建造节孝祠堂的发展过程，并且严格规定了“每年春秋二次致祭”的特殊恩宠。

另外，在旌表奖励方面，《钦点大清会典事例》中，也有着根据旌表对象的不同而差别明显的标准。

宗室题请旌表者，如固伦公主、亲王福晋坊银一百两，缎十六；觉罗题请旌表者，给银三十两，缎一；各直省题请旌表者，令地方官给银三十两建坊。

2、乐善好施、急公好义

这里的“乐善好施”并非狭义上的，而是指国家遭逢大型自然灾害或者国家财政出现危机时，社会上的富足之家进行捐助，或捐钱财，或捐物资的行为。

对于“乐善好施”的旌表行为，早在入关之初的顺治年间就已经时开始施行。

《清朝通典》规定：

这里明确的，只是针对“饥民”的“好善乐施”行为给予旌表的规定。但在晚清时期，清朝财政出现紧张时的慷慨行为或者富足之家对于社会建设、基础设施援助的“急公好义”行为，也逐渐进入旌表范围。由此，晚清时候完善的《清会典》将“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旌表标准予以了更为明确的说明：

对于该项旌表奖励，也有明确、统一的说明：

3、累世同居

在中国传统社会，累世同居，也就是时代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是极受推崇的，历代王朝对其夜审基本持鼓励态度，清朝时期更是如此。清朝之前的封建朝代，对于该类家庭都会予以“或给予赐粟帛、贷粮米、蠲课调、复徭役等经济优惠，或给予赐官、赐出身”的特殊照顾，清朝在前朝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累世同居”的奖赏，将其乃入旌表体系之中。

《清史稿》对于“累世”的标准，有过明确的说明：

“累世同居”进入旌表制度以后，清朝统治阶层将此标准规定的更为严苛：以同居六世以上且没有分家析产作为标准。

4、寿民

清朝对于寿民的旌表，一般是指年满百岁或以上的老人。清朝统治者认为高寿的老人是祥瑞的象征，因而十分重视对他们的旌表。

清对于寿民的旌表，因其别或身份的不同加以区分。

男寿民，给予升平人瑞字样；

女寿妇，给予贞寿之门字样；

兄弟同达百岁者，给予熙朝双瑞字样；

夫妻同达百岁者，给予期颐偕老字样；

凡寿民得旌表者，清均赐银建坊。如果寿民年龄超过百岁或同时五世同堂共居，则另有特别的加赏，“寿至百有十岁者，坊银加倍，百二十岁加二倍，百二十岁以上请旨加赏，不拘成例。”

5、一产三男

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地位的封建皇权社会，劳动力的增加乃系促进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手段之一。因而历代王朝一般实行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对多胎生育者也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助。清朝统治者延续了前代鼓励生育的政策，对多胎生育者予以奖励，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确立了对一产三男者的旌表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入关之初的顺治朝时期，并未将“多产”列入旌表范围，反而将其视为灾异。以顺治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认为：一产三男、四男，皆是变异，非吉祥也。

直到康熙朝，清将多胎生育视为灾异的旧有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逐渐将其视为国力富强、天下安康的祥瑞征兆，因而开始予以旌表。

旌表制度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用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加强精神层面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自形成之初就备受重视。鉴于异族统治中原地区的缺陷和不足，清朝统治阶层更加重视旌表制度在精神层面的统治作用，在清朝的大力推崇下，旌表制度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完善、系统、明确的基本礼制体系。清朝的旌表制度，虽然有着皇权统治的原因在内，但其对后世传统文化的塑造、精神文明的构建也有着相当重要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