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真用十几年的时间接纳了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并希望用余生帮儿子争取到更多的权利，让社会接纳同性恋群体。但她本身依然觉得，儿子没和常人一样结婚生子，是个遗憾。

作为母亲每次提到孩子是同性恋时都会哭，她担忧孩子的未来，担忧孩子无人送终，但是她又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图中人物非采访对象，黄谨 摄/ 视觉中国供图）

“刚开始，我都不敢跟你们讲话。我觉得你们真的挺棒的！”2018年6月，在一艘邮轮上，一个中年女性亲昵挎着旗袍打扮的冯真（化名）。原本，两个人并不相识，她是被冯真等人的旗袍秀吸引过来的，想凑个热闹。但走近之后，她随即发现这是一个不一般的群体，周围的横幅和标语提醒着她，眼前的这个喜气洋洋的队伍是一群同性恋孩子的父母。她有些不好意思和尴尬。

“没关系的，我们早就放下了。我们和孩子都挺好的。”冯真并不避讳，她大方热情地回答对方，还挥手招呼过来一群年轻有朝气的孩子给对方认识。他们有的20岁左右，也有的30岁出头，个个打扮得干干净净，礼貌而大方。“我特别希望跟外界的人打交道，希望他们能够更多地了解这个群体，而不仅仅是将孩子们跟‘乱’‘艾滋病’等字眼联系在一起。”

冯真今年63岁，她的儿子今年33岁，在2002年向她出柜。出柜是同性恋群体的常用词汇，即公开性取向的意思。冯真参与的这次活动也是为了庆祝他们的组织“同性恋亲友会”成立10周年。这是全国最早的同性恋亲友组织，由一个男同性恋的母亲发起，其主要宗旨是帮助同性恋者的亲友更好地与他们的同志家人或朋友相处。跟冯真一起来参加活动的有800多人，包括同性恋群体及其父母。

冯真于2014年加入了同性恋亲友会，在此之前，她一直不愿意接受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与儿子徐平（化名）互相抗衡了十几年。冯真是一个敏感的人，她是自己发现儿子是同性恋的。2002年左右，她在儿子书包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奇奇怪怪地写着，“为什么别人都喜欢吃又大又红的红苹果，而我偏偏喜欢又酸又涩的青苹果？同志兄弟，我该怎么选择？”她拿着纸条去质问儿子，儿子却说是随便写的心情表达，“不要当回事”。

“同志兄弟是什么意思？”她不罢休，继续问儿子。

“同志你应该了解啊，你们不是整天‘同志长’‘同志短’地称呼吗？”儿子不紧不慢地回答。

“那‘如何选择’又是什么意思，同志还需要选择吗？同志明明是同性恋的意思。”

“你连这个也知道。”

几个回合的对话最终以儿子的沉默告终。冯真却没有放弃怀疑。她开始密切关注儿子的举动。有一天她回老家几天，事前没有跟儿子打招呼就回来了。进门之后发现儿子跟一个男生坐在一起聊天，神情有些不自然。桌子上摆着一盘盘吃剩的菜，那是她临走前给儿子做的，一盘盘摞在冰箱里。很明显，菜是一次性吃光的。冯真有强烈的感觉，男孩应该在家里住过。“当时就觉得两个人眼神是不对的，像青春期的男女朋友对视的眼神。”

后来有一天上午，冯真从单位回家取东西，又再次见到了那个男孩，手里还紧攥着一个东西，她没有看清。那正是儿子徐平上课的时间。她大怒，问男孩是谁，男孩说是徐平的同学。“是同学你怎么不穿校服？”冯真再也抑制不住火气，将男孩赶了出去。在冯真接二连三的盘问下，徐平最终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男孩也不是他的同学，而是一个大二的学生。

冯真一下子失控了，她的眼泪崩了出来。在她的认识世界里，同性恋等同于“不正常”“流氓”以及“肮脏”。她对同性恋的认知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她刚刚参加工作。一天在上班的路上，她看到墙上贴了一个布告，一个男人将要被处以死刑。布告上面写了“鸡奸罪”，周围的人议论纷纷说是犯了强奸罪要送去枪毙。

冯真有些纳闷，“强奸就是强奸，为什么说是鸡奸呢？”她向旁边的同事表达了疑惑。同事告诉她鸡奸就是两个男人相恋，并做了“苟且之事”，“也叫作同性恋”。她不懂，也想不明白男人之间如何苟且，但“同性恋要被枪毙”自此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清楚地记得，布告上面那个人罪名下面打了一个一个红色的大“×”。

这些20多年前的回忆一下子冲到了她的脑海。她冲儿子喊，“你知道吗？你毁了这个家，从此以后家里再也不会有什么欢乐，你必须得改变，不然就滚出去。”徐平摔门而出。冯真索性请了长假，开始跟踪儿子，只要看到与儿子交往的男生，她就瞅准功夫找过去聊几句。慢慢地，她就摸出了门道：那些在她问是否跟徐平是同学能够迅速回答的，一般是儿子的同班同学；相反，磨磨唧唧，半天讲不出来一句话或者只是简单答几个字的一般都是社会上的青年。她也对儿子的同学区别对待，只要女生来家里，她就会买上各种好吃好喝的，有时候还会买礼物给女生，并热情地邀请她们在家里吃饭，“我把她们当小公主一样”；但如果是男生，超过一个小时还没从家里离开，她就会下逐客令。

两人矛盾最终爆发是在冯真将徐平手机里的通讯录一一录在了单位的电脑之后。冯真本想根据这个严密掌控与儿子有关的联系人。但这很快被精通于计算机的徐平发现了。他删除了记录，并将两盘磁带扔在了桌子上，那是家里电话的通话录音。电话中，冯真跟妹妹哭诉自己的儿子是个同性恋，不知道该怎么办。“家丑不可外扬，你至于吗？”他冷冷地对冯真说。

冯真一下子疯了。“你自己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还对妈妈使用这种下三烂的手段。你不觉得你变态，丢人吗？我以后怎么见人。你中邪了，你看你交往的都是什么东西，我看见你都恶心。”“你不正常，你已经不是原来的妈妈了，你就是一个疯子。”徐平第一次放开声音跟赵真吵，他本是一个安静的人，说话细声细语，在冯真的接连质问下，他抡起了手旁的椅子，砸向了地面，地板裂了，出现了深深的坑，惊得邻居都跑了上来。

走向前台的同性恋父母

同性恋亲友会的创始人吴幼坚理解冯真表现出来的崩溃和疯狂。“那时候，社会上对同性恋群体是很少有认知的，媒体上也没有人谈论同性恋，有的一些内容都是极为负面的，和变态、性病相关联。”吴幼坚是一个杂志的编辑。1998年，杂志开了纪实文学的栏目，吴幼坚四方寻找可以作为杂志内容的题材。她的眼睛瞄向了同性恋群体，“因为觉得新鲜”。

她去寻相关的资料来看，只找到了性学家方刚写的一本小册子，那时，他还只是个青年记者。后来，李银河的书籍《同性恋亚文化》出版，她又找来看了。“那时，一般情况下，除非是相对应的社会工作者，普通人是不会像我这么去找同性恋相关内容看的。”两本书对吴幼坚认识同性恋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她得出的结论是，同性恋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我如果认识一位同性恋人士，不管他是谁，我一定会对他表示我的理解和尊重，但我又不知道谁是，我也没见过，所以也就算了。”

吴幼坚没有料到，这个人就在她的身边。她是个编辑，关心的是自己的青年作者，先生是位中学老师，注意力在学生身上，两个人从未想到儿子会在第二年向他们出柜。那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晚上，如果非要列举一个值得记忆的点话，即是高考前夕。吴幼坚看稿子累了，去找儿子聊天，聊到了婚姻爱情观。儿子趁机告诉她了自己的性取向。

吴幼坚说自己并没有吃惊，只是向儿子表达出了疑问。第一，同性恋群体那么少，只占人口比例的3%〜5%，而且都不愿意公开身份。“你去哪里找朋友，我怕你找不到朋友。”她对儿子说。儿子让她不用担心，“妈妈，我们的人知道他们在哪里，我现在还小，等我需要找朋友的时自然有很多渠道”。第二个问题则是同性恋很容易得艾滋病，应该如何避免。儿子明确地告诉她，艾滋病是性行为混乱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两个男生发生性行为。

2004年，儿子开始公开接受采访为同性恋群体争取权利。几乎是没有犹豫，吴幼坚选择支持儿子。她开始在杂志上写一些关于同性恋的文章，这几乎成了国内最早关于同性恋的正面文字。文章被放到网上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吴幼坚记得，支持者和反动者分成两个阵营：一方很感动，觉得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另一方则充满了谩骂，认为吴幼坚在“妖言惑众”，教年轻人不学好。

这是吴幼坚第一次领会到网络的力量。她开了博客，将文章放到网上，她没有学过输入法，也不会打字，只好用两根手指头一个键一个键地敲。来倾诉的人越来越多。那时，博客只能通过发小纸条（私信）联系，还有200字的留言限制。有时候早上醒来，吴幼坚打开电脑，会看到七八条小纸条，都是一个人发来的。她又申请了邮箱。

成立亲友会的初衷源于两封来信。一封来自一位母亲。她在信中提到发现了女儿与女同学的通信，从信的内容来看，像是恋人的书信。她怀疑女儿有同性恋嫌疑，但又不敢确定，虽然信中母亲痛苦、自责，但她声称会为了女儿的快乐而接纳同性恋；另一封则来自一个女孩。女孩说，因为父母方面给予的压力，女朋友要跟她分手。她希望吴幼坚能够继续将博客写下去，让更多的母亲明白，有很多年轻人在为爱而努力。

此时，吴幼坚刚刚读了一本书，书上说美国有个小学教师为了儿子成立了同性恋亲友会。“孩子们有需求，家长也有需求，我为什么不做一个类似的亲友会组织呢？写博文、回信都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只能影响到一点点人。”2008年5月4日，吴幼坚发表博文呼吁成立同性恋亲友会。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现在的负责人胡志军的支持。他当时正面临着失去爱人的苦恼——与他相恋十几年的男朋友在父母的压力下跟他提出了分手。此前，他也在网上开了博客，经常有人跟他倾诉类似的苦恼。他觉得，中国同性恋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自我家庭接纳的问题，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让家庭接纳自己的同性恋子女便是“亲友会”最重要的工作内容。

筹建同性恋亲友会比预想的困难多了。虽然在网上不少父母和同性恋成员表示了支持，但真让他们从隐秘的网络中走出来则是一件难上作难的事情。第一次筹建大会只有四个人参加，吴幼坚、胡志军以及他找来的两个男同志，其中，只有吴幼坚是家长。四个人围在一起想章程，想到一点是一点，其中一个人负责记录在电脑上。同性恋亲友会成立后，他们留下了两个邮箱给外界，一个是吴幼坚的，一个则是胡志军的。后来，他们又开设了专门的热线，从2008年到2012年，吴幼坚接听了2000多个求助电话。

德国柏林的一家同性恋公寓，这里的年轻人和老人生活在一起（视觉中国供图）

第一次同性恋父母亲友恳谈会的召开已经是在亲友会成立半年后，是在广州举办的。所有的人包括同性恋人员、媒体记者以及家长，加起来也不超过50人。家长的人数更是屈指可数，这还是求着过来，事前跟人保证不会拍照、不会录像。为了达到好的宣传效果，吴幼坚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所有的人围成一个圆圈坐下，愿意露面的，面朝着摄像头，不愿意的则背对着镜头。“这样看上去，起码有几十人的样子了。”那时候，父母来了就是哭，吴幼坚等人也不强求，“至少愿意来开会了”。

许多人觉得吴幼坚是在博眼球、想出位。吴幼坚也不否认，“我就是想出名，如果我不出名，我的声音怎么能放大？媒体怎么会来找我？我的力量和影响都是有限的，如果想发挥更大的力量来帮到更多的人，我是必须出名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更多的家长出来。”截止到现在，同性恋亲友会已经在全国拥有59个分会和3000多名经过专业心理培训的志愿者，在为30万同性恋人群提供着服务与帮助。

“你们不能改吗？”

201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冯真参加了亲友会的活动。此时，距离儿子向她出柜已经过了10年。大学毕业后，为了远离她，儿子选择去苏州工作。她也很少跟儿子联系。她查了一下资料，有数据说，中国八成的男性同性恋会进入婚姻或者已婚。“你说你的性取向是天生的，既然80%的人都能够做到，你为什么就不可以？”她找不到说服自己接受儿子的理由，“一提到同性恋这几个字，我就心里烦”。

在过去十几年里，同事、朋友的孩子一个个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冯真先是陪着她们去选婚礼穿的衣服，个个都鲜艳漂亮。朋友们怂恿她也买一件。她推脱“用不着”，不愿意试。实在推不掉，就说以后借她们的穿。后来，儿子过了30岁，经常有人问她的孩子是不是结婚了，她也说结了。有一次，对方问她儿媳妇是做什么的，她回答“小学老师”。这正好被另外一个同事听到了，“你上次不是说是会计吗？”

冯真觉得累，她回到家里跟老伴说：“我好像露馅了。”在亲友同事面前，她就像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每天都想着如何伪装自己。“露馅就露馅了，以后不交往就行了。”老伴安慰她。其实，能断的关系早就断了。有一个好朋友气愤地跟她说，“你变了，变得冷漠了，从不主动联系我们，是怕我们找你麻烦不是？”她推脱说自己不如意。对方说：“总觉得你在隐瞒什么。”

当冯真在亲友会现场看到一个个家长时，她是难以理解的，自己的孩子干了这么难以启齿的事情，他们还在这里抛头露面，但心里也暗自庆幸，“倒霉蛋也挺多的，不是我一个人”。在活动上，主持人希望她能够站起来讲讲话。她直接否决了，“我说的都是负能量的东西”。“负能量我们也听。”底下一片回应声。

冯真站了起来，台下估摸着有五六十号同性恋男女，她抛出了困扰自己十几年的问题，“阿姨就说一句话，你们能改吗？”

台下一片静寂。

冯真动了动嘴唇，握紧了话筒，又说：“能改的能否举个手给我看一下。”

足足有半分钟，没有人举手。冯真盯着离她最近的一个女生，长得特别漂亮，眼睛大大的。女孩把头低下了。

冯真有些受到了打击。“难道我真的不了解儿子吗？”她一遍遍质问自己。她随后参加了志愿者的培训，负责接热线电话，只为了多了解一下这个群体。跟她一起参加培训的家长有12个人，每天喜笑颜开的。刚开始，她不说话，也不参与讨论，“孩子都这样了，你们还笑得出来。”后来，她也慢慢融了进去。“你会觉得自己是真实的，不用编谎言，也不用骗人。你的脑子怎么反应你就怎么说，你所说的都是真的。”冯真喜欢这种不用伪装的交流，“总是伪装，费劲死了，累死了。”

刚开始接求助热线时，对方在电话那头讲自己孩子的事情，哭得一塌糊涂，冯真就在这边掉眼泪。“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疏导别人，就是互相倾诉，抱团取暖。”慢慢的，听多、见多以后，冯真也开始去总结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说，家长倾诉一般会提到三点问题：一是面子上过不去；二是家里传宗接代的事情怎么解决；第三则是以后谁给孩子们养老。同性恋群体面临的困惑则是文化不认同、社会不理解、家庭不接纳。

冯真曾遇到一个男性家长，已经接纳了女儿是同性恋的事实，但要求女儿必须找人生个孩子，给家里留个后，女儿答应了，说几年之内一定做到。但父亲执拗，一定要孩子现在生。冯真看不下去，“你为什么要这么逼孩子，你要想生的话可以自己生啊！”冯真说，男性家长刚刚50岁，离婚后再娶，妻子也只有30来岁。最后，他还是逼女儿当众签了日后不要家里任何财产的协议。她还经手过一个案例，有个同性恋孩子，有份很好的工作，但家长愚昧，将孩子送到了精神病院，孩子最后疯疯癫癫，家长也很后悔。“三十好几的孩子，本来已经在为父母撑一片天了，现在父母还得为他撑一片天。”

现在，热线电话也已经被微信语音所取代，每天至少有五六个人来加冯真好友。由于精力有限，对于添加她的孩子们，她会选择一两个进行辅导咨询，但对于父母，她从来都不拒绝，“他们能够走出来寻求帮助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有这样的经历。”在交流的过程中，冯真觉得自己也在成长和改变，“你会理解孩子，会知道他们也很难，面临的压力更大”。

俄罗斯社会活动家柳德米拉·罗莫迪纳和组织成员，为同性恋家庭提供帮助（视觉中国供图）

最终促使冯真接纳儿子是因为老朋友的经历。有一次，冯真去一个城市旅游，顺便去看看朋友。她很惊讶地发现朋友苍老了很多，白发和皱纹就这么赤裸裸地摆在她的面前。她才知道，朋友的儿子前几年出了车祸，瘫痪了，去了全国各大医院都没有看好。朋友抱着她哭，撕心裂肺地，说如果孩子能够站起来，她宁愿去死。她见到了那个躺在床上的孩子，跟儿子差不多的年龄。他请求她晚上住在自己家里，陪母亲说说话，“家里太久没来人了”。

从朋友家里出来后，冯真在小区的木椅上坐了两个多小时。她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好，天空碧蓝碧蓝的。她不停地掉眼泪。“我要的是不是太多了？”她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我的孩子起码是健康的，能够自食其力。如果我都不接受自己的孩子，社会上还有谁能够接受？”回到家里，她跟老伴，两人开车从北京到了苏州去看孩子。

他高兴就行

接纳孩子后，冯真愈发觉得儿子可怜。

她问儿子：“单位同事要是跟你谈个人问题，你怎么办？”

“我从来不跟人聊个人问题，只聊工作。”儿子回答。

“儿子，你真可怜，你都没有朋友，应该挺孤独的，你的兴趣是什么？”

“兴趣怎么说？我必须赚钱，我以后没有孩子，必须为自己以后考虑。”

为了儿子，冯真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斗士，希望能为他争取更多的权利。2017年6月30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通过了《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以下简称《通则》），第八条写道：网络视听节目中含有下列内容或情节的，应予以剪截、删除后播出；问题严重的，整个节目不得播出。这条规定包含的情节有，表现和展示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如乱伦、同性恋、性变态、性侵犯、性虐待及性暴力。冯真看到了这条通则，她觉得不公平、难以接受，“为什么将同性恋和性变态、乱伦混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

冯真联合了几个同性恋人员的父母写了联名信，还一起去广电总局抗议，但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我们的孩子也是‘70后’‘80后’，你们这么说，对他们太不公平了。往大了说，他们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社会各行各业尽心尽力，你们凭什么将他们跟性变态混在一起！”说到这里，冯真一下子哽咽了，但她很快平复了情绪，像是将多年的心酸一下子咽了回去。

冯真开始更热心地加入到同性恋亲友会的工作中去，除了接热线之外，她还开始去各地做分享会，讲述自己和孩子的经历，以启发更多的家长接纳自己的孩子。几年下来，冯真也发现，同性恋亲友会群体有了一些变化，很多“70后”的父母对同性恋子女的接纳度相较以往的父母群体高了很多。冯真提到一个家长，被孩子带来听完分享会后，瞬间接受了孩子是同性恋的事实。“一般父母性格比较开朗，容易沟通的，能更快地接受孩子是同性恋的事实；父母孩子都是一根筋的，往往难得多。”更多的人仍然是拒绝和回避的。冯真理解这些父母。她知道跟她曾经一样，都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是可以改变的。有一个家长曾在分享会上指着她大骂，“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洗脑，我的孩子才会这样！”

冯真也有自己矛盾的地方，在分享会上，她很少会讲很细节的事情。她忌讳这一点，那是她的隐私。她的先生也不同意，“你之前说儿子已经结婚了，现在又承认孩子是同性恋，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到现在，她也没有见过儿子的对象——他和儿子已经相处了很多年，但冯真和先生不愿意儿子带他回家。“你们自己过得好就行，没有必要给我见。”她对儿子说。冯真还有一层担心，“我害怕他们关系不长久，异性恋婚姻离婚的都很多，他们一没法律的保障，二没孩子的牵绊，如何能够维持？”

冯真有时候会跟儿子聊天，“你们没有孩子，以后老了怎么办？”

“现在人工智能多厉害，会有机器人照顾我们的。”儿子回答。

“跟一个机器人一起生活多可怕。”

“妈，我会把他人型化的。”

“那如果人型化了，你希望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妈，你希望呢？”

“我希望是个女的。”冯真回答。

（本文刊发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6期，点击文末封面图即可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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