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英国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

在向来以男性为主的国际政治舞台之上，英国似乎总给人一种“阴盛阳衰”的感觉。除了今天代表英国王室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坐镇唐宁街十号的女首相特蕾莎·梅之外，翻开其历史，这个国家从古至今似乎都不乏女性领导者。

先不看充斥着神话色彩的《不列颠诸王史》中的记述，第一位出现在英国历史舞台上的传奇女性，是公元61年领导凯尔特部族大起义的“女王波狄卡” 。严格意义上来讲，波狄卡仅仅是当时不列颠群岛之上诸多凯尔特部族之中 “爱西尼”一族的女性首领，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女王”。但其领导人民英勇抵抗罗马帝国暴政的举动，却在此后千百年的岁月里为英国人广为传唱，成为英格兰不屈精神的象征。

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被称为“蛮族”的日耳曼人大举西进，其中朱特、盎格鲁、撒克逊三大部族更跨海进入了不列颠群岛南部。在将当地的凯尔特人赶往威尔士、苏格兰的群山地带，完成了鸠占鹊巢的大业，这些 “盎格鲁-撒克逊人”却又陷入了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中。

公元600年至800年间，不列颠南部地区形成了肯特、萨西克斯（又称“南撒克逊” ）、韦塞克斯（又称“西撒克逊” ）、艾塞克斯（又称“东撒克逊” ）、诺森布里亚、东盎格利亚和麦西亚政权并立的局面，史称“七国时代”。

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名垂青史的女性统治者——波狄卡女王

正当盎格鲁-撒克逊人忙于关门内斗之际，北方却传来了维京海盗入侵的号角声。在几个世纪的内战之中损失严重的七大王国，面对源源不断泛海而来的龙头战舰纷纷败下阵来，最终唯有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通过浴血奋战，勉强守住了自己的国土。他也由此被英国人尊称为“阿尔弗雷德大帝” 。

阿尔弗雷德大帝死后，其嫁到邻国麦西亚的长女埃塞尔弗莱德接过了抵抗维京入侵的大旗，这位被称为“麦西亚贵妇”的女中豪杰，虽然没能最终光复所有失地，却也极大打击了维京海盗的嚣张气焰，可惜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男性继承人大多并不成器。最终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南部的统治，在北方维京海盗和南方诺曼人的夹击之下，终于崩溃。

被后世称为“白王后”的伊丽莎白·伍德维尔，

可以说正是她将伊丽莎白之名引入了英国王室

在公元1066年至公元1154年的“诺曼王朝”及其后统治英格兰的“金雀花王朝”时代，英国历史上虽然也不乏贤明的王后，但由于上述这两个王朝除了掌控着英格兰之外，均在西欧大陆拥有庞大的领地，并与法国王室之间纷争不断，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舞台更多留给诸如“狮心王理查”等“骑士国王”们。

公元1337年，占据着英格兰和控制着法国南部阿基坦等地的“金雀花王朝”，与窃取巴黎的“瓦卢瓦王朝”为争夺法兰西王权而刀兵相见。被后世称为“英法百年战争”的漫长军事冲突，由此揭开了序幕。尽管这场战争的胜负以及被视为战争转折点的“圣女贞德”的故事早已脍炙人口。但真正对英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却是另一位传奇女性——来自卢森堡的雅格塔。

雅格塔以“金雀花王朝”在法兰西地区摄政王——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妻子的身份进入英国王室，在自己第一任丈夫死后，她又下嫁了贝德福德公爵的侍从理查德·伍德维尔，由此留在了英格兰。

在“英法百年战争”以英国全面落败而告终之后，“金雀花王朝”内部爆发了同为王室后裔的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之间的内战，由于两派分别以红玫瑰和白玫瑰为家徽，因此这场内战又被称为“红白玫瑰战争”。

雅格塔和她的第二任丈夫起初均站在了兰开斯特家族这一方，但随着约克家族逐渐占据了上风，雅格塔又迅速改换门庭，并将在内战中失去丈夫的长女——伊丽莎白·伍德维尔送上了约克家族少主——爱德华四世的龙床。

约克家族虽然赢得了内战，但其统治根基并不稳固。爱德华四世在世期间，约克家族便因兰开斯特家族余党的反击，两度被迫放弃伦敦。而在爱德华四世死后，其弟理查德三世更因倒行逆施，而最终在战场众叛亲离，为兰开斯特家族的分支——都铎家族的少主——亨利·都铎所杀。英国由此进入了“都铎王朝” 。

亨利·都铎虽然在战场击败了约克家族，但为了巩固权力，更为了弥合内战中英国各派贵族的对立情绪，其在即位后不久便正式迎娶了爱德华四世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的长女——“约克家的伊丽莎白” ，由此伊丽莎白之名正式进入了英国王室的命名序列，并最终在亨利·都铎的孙女——伊丽莎白·都铎的身上成为女王的代名词。

伊丽莎白·都铎并不是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女王，在其正式登基之前，纷乱的英国政坛先后涌现出了两位短命的女性统治者——“九日女王”简·格雷和“血腥女王”玛丽一世，而之所以会在如此短时间之内出现这么多女王，很大程度上要从伊丽莎白·都铎的父亲——亨利八世说起。

作为亨利·都铎和“约克家的伊丽莎白”两人的次子，亨利八世本无缘继承大宝，但公元1502年4月25日其长兄亚瑟·都铎在迎娶了西班牙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不到五个月时突然离世，意外地为其让开了通往王位之路。

一跃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固然令亨利八世欣喜，但他同时被告知还要接受自己哥哥的遗孀。亨利·都铎之所以一定要抓着自己来自西班牙的儿媳不放，很大程度上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进行考量，毕竟此时的西班牙已经结束了长达七个世纪之久的“收复失地运动”，同样通过政治联姻建立起新兴政权的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女王此后又在北非和美洲新大陆获得了辽阔的殖民地，掠夺了大量贵金属，一跃成为欧洲豪门。

由亨利八世迎娶“阿拉贡的凯瑟琳”，虽然有助于英格兰维系与西班牙的外交关系，但这种“小叔纳嫂”的情况在当时的欧洲已然等同于乱伦，好在罗马教廷此时正迫切需要西班牙和英格兰联手阻击法国的南下，因此在凯瑟琳宣布第一次婚姻并未圆房之后，罗马教廷便以教宗训令形式令凯瑟琳在第一任丈夫死后14个月改嫁比她小六岁的亨利八世。不过这桩婚事不仅很快便由于英格兰与西班牙外交关系的急转直下而恶化，更令亨利八世的人生观、爱情观、宗教观彻底扭曲。

亨利八世在罗马教廷特使的面前，坚持与凯瑟琳王后离婚

亨利八世表示自己每晚抱着凯瑟琳王后都有罪恶感，但这一说法显然无法解释亨利八世婚后头十年里与凯瑟琳王后连生六胎的事实。真正令亨利八世对这段婚姻失去兴趣的，一方面是年长他六岁的凯瑟琳王后日益年老色衰，另一方面是这对夫妻所产下的六个子女之中仅有“老五”——玛丽公主免于夭折。急于开枝散叶以壮大人丁单薄的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自然要考虑另觅佳偶。

1527年，亨利八世以“叔嫂通婚不吉”向罗马教廷提出他与凯瑟琳的离婚诉求，但这种政治联姻显然不是你一句“感情破裂” 便能画上句号的。何况此时，凯瑟琳王后的娘家——西班牙已经通过联姻与神圣罗马帝国合并，成为欧洲毋庸置疑的“超级大国”。

时任教皇的克雷芒七世由于刚与法国结盟，而招致西班牙军队洗劫罗马，此时自然不敢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姨妈的婚姻问题上贸然发表意见。在苦苦等待了两年未见成效之后，亨利八世一气之下迁怒于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随着这位亨利七世以来便执掌英国宗教和世俗事务的“教皇代言人”黯然下台，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也随即席卷英格兰。

其实早在正式提出离婚诉求之前，亨利八世便已经在宫廷里寻花问柳，而他最初勾搭的对象之中便有王后身边的侍从女官——安妮·博林。有趣的是亨利八世的情妇还有安妮·博林的姐姐——玛丽·博林，这种姐妹共侍一夫的故事自然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因此相关的野史演义颇多，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英国女作家菲利帕·格里高利创作于2008年被搬上大银幕的《另一个博林家的女孩》，而该剧在引进国内时，被冠以了一个颇具诗意的名字：《鸠占鹊巢》。

1533年亨利八世正式与身怀六甲的安妮·博林结婚，四个月之后这对新婚夫妇的第一个女儿降生，她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但是亨利八世对此却备感绝望，冒着被教皇废黜和西班牙入侵的风险依旧没有得到一个男性继承人的现实，令他在安妮产后第三天便跑去了贵族约翰·西摩爵士的府邸，前去勾搭同样身为王后侍女的约翰·西摩之女——简·西摩。

在与简·西摩的“恋情”迅速升温和1536年1月29日安妮·博林腹中男婴流产的情况下，失去耐心的亨利八世开始筹划又一场“换后”的闹剧。1536年4月，有关安妮·博林与人通奸的指控不断出现，一位来尼德兰的宫廷乐师——24岁的马克·斯米顿首先被逮捕，并在严刑拷打之下承认与王后有染。紧接着倒霉的是国王的马夫——亨利·诺里斯爵士，英国司法机关指控亨利·诺里斯于1533年10月6日，在威斯敏斯特宫中被王后安妮·博林勾引，但这一指控从时间、地点上来看很难成立，毕竟当时安妮·博林刚刚产下女儿伊丽莎白，且长期居住于格林威治宫中。

就在对亨利·诺里斯的审讯仍在进行的同时，又有两个奸夫——亨利八世的近臣弗朗西斯·韦斯顿爵士和马夫威廉·布雷顿被揪了出来，而这一次的理由更加荒诞：多名侍女指证弗朗西斯·韦斯顿曾在与另一名贵妇调情时，宣称他曾多次进入安妮·博林的房间；而威廉·布雷顿则在闲聊中说他很了解王后的身体。

或许是因为上述的“奸情”都太过离奇，也可能是考虑到这样的“通奸”罪不至死,总之，很快安妮·博林又有了一个新的“奸夫”——其亲弟弟罗奇福德子爵乔治·博林。尽管从宫廷记录上来看，自安妮·博林进宫以来，他们姐弟俩便很少单独相处，但最终两人还是被判通奸乱伦，双双被问斩于伦敦。而此前被认定为王后奸夫的四名宫廷近臣也都成了刀下的冤魂。

即将走上断头台的安妮·博林

据说在安妮·博林被送上了断头台时，幸灾乐祸的西班牙使节写道：“在安妮等人遭到逮捕之后，亨利国王比以前更加高兴了。”但此时亨利八世的前妻凯瑟琳也因病去世，西班牙与英格兰更在欧洲诸多外交事务上意见相左。因此亨利八世不可能再重新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安妮·博林尸骨未寒，亨利八世便心急火燎地将简·西摩迎娶过门，不过亨利八世这次似乎学乖了，他借口伦敦当时瘟疫肆虐而拒绝为新妻子加冕，多少有点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意味。而简·西摩也没有让他失望，1537年10月12日，她终于为英国王室生下一位男性继承人，这个男孩便是日后的爱德华六世。

但就在亨利八世还沉浸于得偿所愿的满足感中时，简·西摩却因产褥感染而意外去世，因此英国民间纷纷猜测是简·西摩在分娩过程中出现意外，亨利八世强令剖腹保子。这位“昏君”名下自然又多了一桩恶行。尽管简·西摩执掌英国后宫仅有短暂的一年多时间，但她节俭内敛的性格以及善待两位公主——玛丽和伊丽莎白的言行还是令亨利八世久久难忘，在其死后亨利八世不仅三年未娶，更对简·西摩的两个哥哥委以重任。

中年发福的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的第四段婚姻是在首席国务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的竭力撮合之下展开的，托马斯·克伦威尔堪称亨利八世推动政治改革和王权集中的左膀右臂。托马斯·克伦威尔原本寄希望于通过联姻强化英国与掌握荷兰东部的克里维斯公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共同对抗强大的西班牙帝国。但做了三年鳏夫的亨利八世显然更关心新娘的美貌，克里维斯公主安妮刚刚抵达英国之时，亨利八世便急不可耐地跑去里士满迎接，但安妮公主过于严肃的长相随即令亨利八世心灰意冷，和所有以貌取人的男士处理无法摆脱的女孩一样，亨利八世选择将安妮认为“爱妹”，而倒霉的托马斯·克伦威尔则在随后因贵族的构陷而被判处死刑。从这一点来说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同族后裔奥利弗·克伦威尔日后对英国王室举起屠刀也算是报应。

关于亨利八世和安妮公主这段离奇的婚姻，由于牵扯到英德两国而引发了后世著名的口水仗。英国史学家以“弗兰德斯母驴”的绰号讽刺安妮公主长相丑陋，而德国方面则说是安妮嫌弃亨利八世体态臃肿而故意使得国王对她不满。但事实上，亨利八世在迎娶安妮公主之前早有新欢，可能才是导致他无法接受这段感情的真正原因。

这一次这位风流的国王勾搭上的竟然是自己女儿玛丽的侍女——凯瑟琳·霍华德。凯瑟琳·霍华德被宣布为英国王后时年仅22岁（一说17岁），面对这位比他此前任何一个妻子都美貌的少女，亨利八世可谓是恩宠有加，甚至为了博美人一笑而主动减肥。

但和所有的老夫少妻一样，亨利八世和凯瑟琳·霍华德的婚姻很快便败给了新娘的任性和好奇心。身为国王的亨利八世对妻子与她表兄托马斯·卡尔佩珀的地下恋情，当然不会只是吃醋而已，1542年2月13日，英国迎来了第二位走上断头台的王后，不过凯瑟琳·霍华德并没有像安妮·博林那样在死前请众人为国王祈祷，而是继续大放厥词：“我将要作为王后而死去，但是我宁愿作为卡尔佩珀的妻子就刑。”

与凯瑟琳·霍华德的短暂婚姻似乎令亨利八世对年轻的少女彻底失去了兴趣，1543年7月12日，他迎娶了自己的第六任妻子凯瑟琳·帕尔，尽管同样是公主玛丽的侍女，但凯瑟琳·帕尔此时已经31岁了，有过两段婚史且与亨利八世的前大舅子托马斯·西摩（第三任王后简·西摩的哥哥）的关系颇为暧昧，但亨利八世选择将这位富有且风流的寡妇迎娶过门，这或许与这位国王此时年事已高且财政紧张不无关系。

1544年，亨利八世展开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军事行动——远征法国。凯瑟琳·帕尔展现出来非凡的施政能力，协调了王室军队后勤、财政等诸多问题，据说这段时光令她的两个继女——玛丽和伊丽莎白都印象深刻。公元1546年，同时在苏格兰和法国两线作战的英国军队终于和亨利八世本人一起在筋疲力尽之后陷入了瘫痪。

自知命不久矣的亨利八世开始为他的独子爱德华六世铺平道路，他囚禁了野心勃勃的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第五任王后凯瑟琳·霍华德的伯父），指定国舅爱德华·西摩（第三任王后简·西摩的另一个哥哥）为护国公。

1547年自认为已经安排好后事的亨利八世刚刚撒手人寰，他的王后凯瑟琳·帕尔便投入了旧爱托马斯·西摩的怀抱。应该说“太后改嫁”在西欧王室并不新鲜，何况托马斯·西摩贵为国王亲舅、护国公爱弟，同时自身也是英国海军的“大当家”，与凯瑟琳·帕尔也算是门当户对。而经历了三段婚姻均无子嗣的凯瑟琳·帕尔在嫁给托马斯·西摩之后，在35岁时怀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但随后便传出了托马斯·西摩试图猥亵跟随继母改嫁的伊丽莎白，这为本还算美好的一切蒙上一层阴影。

1548年凯瑟琳·帕尔和简·西摩一样死于产褥感染，不到一年之后托马斯·西摩亦因叛国罪被自己的亲哥哥送上了断头台，有人认为托马斯·西摩之所以倒霉是因为爱德华六世患有严重的结核病，英国政坛的各方势力都意识到一旦王位再次传承，掌握在托马斯·西摩手中的伊丽莎白公主将是有力的竞争者，因此先行将其拔除。

在爱德华六世苦苦与病魔做斗争的同时，一场王储争夺战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按照常理，爱德华六世的大姐玛丽本是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之后，英国社会普遍不希望迎来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女王。因此排在这两位公主之后的简·格雷成为各方炙手可热的人物。

0楔子英国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0简·格雷是爱德华六世的外甥女，如此远亲亦能有机会问鼎大宝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都铎王朝的人丁单薄。随着爱德华六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英格兰各方势力在联手扳倒了护国公爱德华·西摩之后，随即展开了对简·格雷婚配的争夺。最终战功赫赫的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拔得头筹，将简·格雷纳为了自己的儿媳。

1553年7月5日。约翰·达德利很快便等来了爱德华六世驾崩的消息，他随后命人请简·格雷登上停泊于泰晤士河的游轮，径直抵达伦敦，而直到看到岸边欢迎自己的人群时，简·格雷才意识到她即将成为英格兰的女王。而在迎接自己儿媳前来加冕的同时，约翰·达德利也派出自己得力的小儿子罗伯特前往逮捕公主玛丽。但事实证明约翰·达德利过于低估了他的对手，一路坎坷走来的玛丽早已不是当年任命运摆布的小丫头了。一场大逆转就在约翰·达德利自鸣得意地等待儿媳简·格雷为自己的家族带来王冠之时悄然上演。

身为亨利八世长女的玛丽公主，在成功逃脱了约翰·达德利的追捕之后，出现在了诺福克，并随即得到了来自全国的拥护。此时的英国地主阶层渴望恢复往日天主教统治下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农民则对约翰·达德利在1549年率领德意志雇佣兵镇压他们反抗圈地的暴行怀恨在心。面对如此广泛的统一战线，约翰·达德利倚仗的少数武装力量根本不堪一击。7月18日英国议会宣布约翰·达德利为叛逆，本就无心政治的简·格雷随即退位，由于其执掌英格兰的时间仅有短短的九天，因此又被称为“九日女王”。

成为政治牺牲品的“九日女王”——简·格雷

玛丽一世起初抱着“首恶必究，胁从不问”的宗旨，仅仅处决了约翰·达德利公爵本人，甚至都没有拿这个政敌的家族开刀的意思，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很快令玛丽一世不得不大开杀戒。为了获得强大外部势力的支持，玛丽一世与自己的表外甥——西班牙王储菲利普二世订立了婚约。此举自然令诸多英格兰贵族希望通过迎娶女王而登上权力巅峰的企图破产。

因此玛丽和菲利普尚未正式见面，心怀不满的野心家便发动了叛乱。好在此时英格兰人心思定，叛乱者又在是否废黜玛丽一世、另立其妹伊丽莎白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最终在群起保护自身财产的伦敦市民的保护之下，玛丽一世又一次成功扑灭了叛乱。为了以儆效尤，不仅参与叛乱的诸多贵族人头落地，被囚禁在伦敦塔内的简·格雷及其丈夫也被推上了断头台。

据说为了清除潜在的竞争对手，玛丽一世曾有心将妹妹伊丽莎白一并处决，但是骨肉亲情和相似的童年境遇最终令玛丽一世选择了将妹妹囚禁在伦敦塔中。而就在这所英国著名的政治监狱里，伊丽莎白结识了她著名的“绯闻男友”——罗伯特·达德利。

在几个月提心吊胆的囚牢生活之后，伊丽莎白和罗伯特迎来了改变他们命运的恩主——西班牙王储菲利普二世。菲利普二世之所以为达德利家族求情，一方面是基于欧洲贵族之间复杂的姻亲关系，另一方面鉴于此时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敌对关系，菲利普二世也希望能借助达德利家族在加来的军事力量。

从伦敦塔重回法国战场的罗伯特的确没有令菲利普二世失望，在1557年的圣康坦战役中，罗伯特率领达德利家族奋力死战，最终以其弟亨利的生命为代价，为西班牙守住了其在尼德兰的战略枢纽，玛丽一世见此也摒弃成见，恢复了达德利家族的部分领地。

如果说菲利普二世救助达德利家族是基于军事考虑的话，那么他替伊丽莎白求情则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长远考量。1554年7月23日，菲利普二世来到英格兰，并于两天之后在伦敦与玛丽·都铎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在此后的一段时间，菲利普二世曾短暂地以“英格兰王夫”的身份在伦敦小住，但随着玛丽·都铎离奇的“假孕事件”，1555年8月底，菲利普二世怀着对妻子极度的失望，拂袖而去。

显然菲利普二世对年长自己11岁的玛丽一世并无爱意，更不相信这段聚少离多的婚姻可以为自己带来子嗣。为了可以进一步通过政治联姻保持与英格兰的同盟关系，菲利普二世一度曾有玛丽一世若死于难产，自己便迎娶伊丽莎白的打算。可惜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对天主教和西班牙都缺乏好感，而此时的菲利普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的小姨子在未来竟会成为西班牙帝国海上霸权的掘墓人。

客观地说，自幼孤独的玛丽一世是一个独立而刚强的女性，她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和拉丁语，能歌善舞，节俭而勤劳，在加冕之后，她更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改善了父亲亨利八世以来英格兰内外交困的局面。通过货币改革，玛丽一世成功地抑制国内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而其所印制的世界地图，以及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和殖民开拓的政策，则鼓舞着无数英国人奔向大海。但这些功绩最终随其领导英格兰跟随西班牙的指挥棒深陷与法国的战争而被抹杀。

为妹妹伊丽莎白打下坚实基础的玛丽一世

1558年，法国军队利用西班牙军队困守尼德兰和意大利两线之际，一举攻克了英格兰在英吉利海峡以南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据点——加来。丢失“祖产”的巨大压力和不幸福的婚姻令原本就缺乏自信的玛丽一世陷入极度的沮丧之中。当年5月，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女王因流感而去世，尽管在其葬礼上，温彻斯特主教约翰·怀特满怀赞许地说道：“她是国王的女儿，是国王的姐妹，是国王的妻子。她是女王，同时她也是国王。”但是玛丽一世短短五年的统治期注定只能成为妹妹伊丽莎白盛世辉煌的前奏而已。她一生所有的功绩，只剩下那杯被称为“血腥玛丽”的鸡尾酒而流传于世。

尽管在自己那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弥留之际，伊丽莎白始终待在其位于赫特福德郡的哈特菲尔德行宫之中。但她仍能想象得出，自己的姐姐玛丽一世面对一干枢密院大臣的劝说，被迫接受自己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时的愤懑和无奈，毕竟当时的玛丽一世年仅42岁，她或许从未想过自己笃信的天主会这么早便召唤她，更不愿意接受自己无嗣而终，只能将王位传给妹妹的现实。

伊丽莎白加冕之时，英国正处于一个内外交困的尴尬时期，用一位枢密院书记员的话说：“女王经济拮据，王国耗尽财源，贵族贫穷没落，军队缺少优秀官兵，民众混乱，法纪废弛，物价昂贵，酒肉和衣服滞销，我们内部互相倾轧，对外和法国与苏格兰同时作战，法国国王一只脚站在加来，另一只脚站在苏格兰，横跨在我们的王国之上，我们在国外只有不共戴天的敌人，没有坚强忠实的盟友。”但最终伊丽莎白一世成功地突围而出。

总结这位传奇女王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伊丽莎白一世的确开创了一个属于英格兰的辉煌盛世，从接手玛丽一世所留下的300万英镑的债务和一个四面受敌的外交困局，到最终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坐拥大西洋和波罗的海两个贸易圈，英国的国运确实在伊丽莎白手中实现了逆转。

英国人爱戴的伊丽莎白一世

但是在1588年之后与西班牙漫长的海上战争中英国并未讨到什么便宜，爱尔兰人的游击战更令那座岛屿成为 “英格兰国库的漏斗”，伊丽莎白一世虽然竭力补救，甚至不惜出售土地和官职，开增专利权税，但在她逝世之时英国依旧负债300万英镑，可谓从终点回到了起点。

伊丽莎白真正留给英国人的不是物质上的财富，而是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精神，恰如在战胜“无敌舰队”几年以后莎士比亚在其名作《约翰王》中所言：“尽管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向我们三面进攻，我们也可以击退他们。只要英格兰对它自己尽忠，天大的灾祸都不能震撼我们的心胸。”

除此之外，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政府成功地从爱尔兰人身上学到如何统治和管理殖民地，以特许公司为单位的英国商业资本开始涌向美洲和印度。1582年沃尔特·雷利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英属殖民地——弗吉尼亚。1592年英国航海家詹姆士·兰开斯特跟随荷兰人抵达被称为“东印度群岛”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地区。或许都铎王朝的先祖亨利七世和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都不会想到，当年亨利八世迎娶凯瑟琳之时，“日不落帝国”的梦想竟也同时完成了传承。

虽然伊丽莎白一世向英格兰人证明了一个女性也能成为王国的合格统治者，但因为其终身未嫁，都铎王朝依旧在其逝世之后宣布绝嗣。而女王尸骨未寒，英格兰的贵族们便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将王冠戴在了苏格兰国王詹姆斯·斯图亚特的头上，是为“詹姆士一世”。 英格兰由此进入了“斯图亚特王朝”时代。

英格兰贵族一度对詹姆士一世寄予厚望，认为这位幼年丧父、青年丧母的苏格兰国王为人低调朴实且在宗教信仰问题上颇为开明，足以延续伊丽莎白一世所开创的盛世。但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詹姆士一世入主英伦后不久，便出现了国王与议会严重对立的局面。

1610年，詹姆士一世第一次解散议会，令其“开明”形象彻底破产。但必须指出的是，此时英格兰国王与议会摩擦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势力彻底超越贵族，也越来越难忍受绝对君主制的限制，即便是形式与法律上的专制。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物价革命”在英格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国王越来越不可能只靠地产与传统税收，包括国王在内的贵族群体，都因为剧烈的通货膨胀而入不敷出，财务危机的扩大，迫使国王多次召开国会，要求拨款加税。而来自中产阶级的下议院代表，则以拒绝提案相抗争。在这样的局面之下，英格兰逐渐滑向了内战的边缘。

1641年，英国议会更通过以“至少三年召集一次国会，必要时可以撇开国王”为标志的《三年法案》，至此斯图亚特王朝的独裁时代彻底宣告终结。但是扳倒了国王之后,国会随即陷入了一场有趣的内讧之中，昔日官僚和贵族希望能够维持旧有的秩序，他们戴假发、佩长剑，自诩为“骑士党” ；而以乡绅和商贾为主的清教徒，则因其理短的头发而被称为“圆颅党” 。

就在“骑士党”和“圆颅党”在议会争吵不休之际，1642年错误判断了局势的詹姆斯一世之子查理一世率领300精兵突袭议会，试图将“圆颅党”的领袖一网打尽,却因为走漏了消息而扑了个空。随即“圆颅党”人在伦敦纠集民众，公开扯起了反旗。英国内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尽管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最终赢得了胜利，并将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但在内战中变得无比强大的“新模范军”却成为不列颠群岛的无冕之王。直到1658年9月3日，“新模范军”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逝世，英国人才在他的高压政策之下松了一口气。

英国议会随即给滞留西班牙的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送去大笔金钱，由过去敌视国王的舰队奉命保护其回国。1660年5月5日，当查理二世“王者归来”之时，伦敦各阶层民众熙熙攘攘，人们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噙着泪水尽情欢呼，仿佛终于从地狱中得到解脱。面对“新模范军”整齐威武的阵列，查理二世或许还会想起昔日被他们追逐到走投无路的时光，但是此刻他们却成了王权的坚盾。而这一天恰恰又是他父亲查理一世的11周年忌日。

历史的车轮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倒转整整一圈。查理二世的归来不仅是王政复辟，也是议会的复辟。议会在战场上打败了国王，同时也控制了为此目的而建立的可畏军队。在纠正了过激的思想之后，议员们最终成为不可抗拒、无可争议的英国统治机构。新的君主观念已经形成，尽管英国距离完整意义上的君主立宪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英国军队和民众之所以摒弃雄才大略的克伦威尔，选择接受查理二世这个花花公子，很大程度在于克伦威尔严格要求整个社会按照他所认可的清教徒模式运转，令人备感压抑和无趣。人民渴望一个轻松愉悦的生活环境，而这一方面他们的确没有选错人，查理二世风度翩翩、生性幽默，他凭借风趣的言谈获得英国民众的爱戴。多年流亡海外、寄居各国王室的经历更令他成为声色犬马领域的行家里手。民众称他为“快活王”，却并无讽刺之意。

但对查理二世的拥戴并不代表着英国民众和贵族就会无条件地接受他将王位传给其弟詹姆士二世。身为王太弟的詹姆士二世和其兄不同，他并不是一个纨绔子弟，在流亡海外期间，詹姆士二世曾以客将的身份活跃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军队之中。在查理二世所发动的与荷兰的两次战争中，他更身先士卒、屡立战功，但詹姆士二世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令英国民众担心其继位后会如玛丽一世那样对新教徒展开残酷的迫害。

英国社会对詹姆士二世的不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酵，而查理二世执政以来，英国国内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政治格局，更令詹姆士二世是否应成为王储的问题成为政治纷争的导火索。有趣的是由于内战血腥的记忆并不遥远，因此敌对双方都不为自己命名，而是给对方贴上标签。反对詹姆士二世的清教徒和苏格兰长老派被称为“辉格党”（意为马贼），而支持詹姆士二世的一派则被讥讽为“托利党”（意为土匪）。

1681年查理二世驻军牛津，以武力逼迫辉格党放弃与詹姆二世敌对的立场。此后的五年时间里，英国表面上平静如初，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之时，英国国内没有人公开反对詹姆士二世继承王位。一心想要效仿路易十四建立一个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詹姆士二世却错估了形势，因为反抗的力量仍在暗中集聚，且正与外部势力相勾结。

1687年1月，众多查理二世时代的老臣被詹姆士二世罢免。其婿“荷兰执政”威廉三世随即以规劝之名向英国派出特使，秘密联络英国的反对派。经历了一次血腥的内战之后，英国军队普遍不愿同室操戈，于是在威廉三世的鼓动之下，军队上层很快便形成逼迫国王退位、拥立新君的共识。

1688年11月，威廉三世率领一支精锐的荷兰海陆军向英国进发。在获悉威廉三世登陆之时，詹姆士二世似乎还相当淡定。毕竟在位三年以来，他始终在强化军备以巩固自身统治，用每年60万英镑的军费豢养了一支近三万人的常备陆军，詹姆士三世还经常巡视军营，他自认在军中颇有威望。但是两军刚一接触，英国陆军便倒戈成风。詹姆士二世企图以逮捕军官来控制局面，最终却换来了更大规模的崩溃。无奈之下詹姆士二世只能逃亡法国，威廉三世从容地进军伦敦，史称“光荣革命” 。

“光荣革命”之所以被英国史学家津津乐道，并非在于其是一场“不流血”的改朝换代。事实上在詹姆士二世及其继承人的鼓动之下，“光荣革命”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地区所引发的“流血冲突”不亚于克伦威尔的杀戮。1690年为了驱逐盘踞在爱尔兰的老丈人，威廉三世亲率四万大军出征都柏林，直到1691年7月在奥格里姆大败法国与爱尔兰联军才最终稳定了局面。而苏格兰人的暴动更是此起彼伏，一直延续到1745年。

威廉三世从容进军伦敦并加冕为英国国王的组图

事实上，1688年英国鼎革所谓的“光荣”，完全来自于普通民众和议员们的心理满足。自伊丽莎白一世以来，英国终于迎来了一位在宗教上放任自流，对国会尊崇有加的君主。但英国贵族对性情孤僻、粗暴无礼的威廉三世更是嗤之以鼻，称其为“荷兰矮熊”。只是在法国军队可能登陆英伦拥护詹姆士二世复辟时，他们才团结于其妻子玛丽二世的身旁。

不过玛丽和威廉的夫妻感情并不和睦，从后来披露的一些书信中，人们发现玛丽二世另有爱人——王家鹰苑管理员的女儿弗兰西丝·阿斯普利。而威廉三世的身体也远不如他在战场上所表现得那么强大，他自幼患有肺结核和气喘病。因此这对夫妻要想为英国孕育一位全新的国王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玛丽二世于1694年去世之后，英国国会便开始谋划通过立法来阻断詹姆士二世及其继承者卷土重来的可能。

1701年，英国国会通过“嗣位法”，这一法案不仅明确了英国王位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继承顺序为：无嗣的威廉三世将传位于自己的小姨子——安妮。作为詹姆士二世的次女，安妮虽然于1683年便嫁给了丹麦王子乔治，并保持着多达17次的怀孕纪录，却没有一个继承人可以免于夭折。基于这一情况，“嗣位法”特意规定，如果安妮女王无后，那么英国王位将传给詹姆斯一世长女伊丽莎白的后裔——德意志地区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路易斯。1714年9月在得到安妮女王逝世的消息后，乔治·路易斯大摇大摆地抵达伦敦，顺利加冕为“乔治一世” 。英国由此进入了“汉诺威王朝”时代。

在英国人眼中，乔治一世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其反对者不无讽刺地以“在查理二世时代，统治我们的是一群法国妓女；在威廉国王的时代，统治我们的是一群荷兰步兵”来预言英国即将落入德意志人的手中。而乔治一世本人对英国兴趣缺缺，他不会说英语，也没有学习这种语言的热情，君臣之间长期靠法语和拉丁语沟通。

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政府的实际运转便掌握在了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等本土官僚的手中。在乔治一世很少参加内阁会议，对于翻译成法文的书面报告也是一签了之的情况下，沃波尔得意地宣称：“我用蹩脚的拉丁语和可口的混合甜酒控制了乔治。”此时谁也不会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诺威王朝将会诞生一位与伊丽莎白一世同样传奇的女性统治者，并带领着英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大举扩张，而她就是本书的主角——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