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剑杰

杭州西湖文澜阁的展厅里，一幅名为《书库抱残图》的长卷，像楚河汉界一样划断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前世今生。这幅画卷的故事并不复杂：一边是雍容华贵的皇家气象，是乾隆皇帝“十全老人”的自我陶醉，和康雍乾盛世的百年幻梦；另一边却是一个关乎毁灭和重生的故事，晚清江南文脉在即将熄灭时，又如何因熔铸于其中的江南士民精魂而重燃。

国宝散落

《书库抱残图》画卷前半段和后半段的分界点是1861年，一个特殊又平凡的年份。这一年里，威廉一世继位普鲁士国王，林肯就任美国总统，沙皇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意大利王国成立，德国人约翰·雷斯发明了最早的磁性电话……在地球一圈圈的转动中，陈旧者在改变、革新者在萌芽，整个世界格局悄然胎动、重组。

同一年，在遥远东方的大清帝国，代号是咸丰十一年。这年七月，最后一个掌握实权的清朝皇帝,年仅三十的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走到了油尽灯枯时分。他耗尽毕生精力，谋划攘外安内、中兴大清，但随着太平天国战乱席卷南中国，帝国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坠，他彷徨无计，最终在内外交困中倒下。

他死后两个月，辛酉政变发生。然后，在一个女人的权力阴影之下，大清帝国步入了一个充满混乱、杀戮、阴谋、背叛的时代。杭州人丁丙的1861，就在这些撼动中国乃至世界的大事件中悄然前行。

丁丙，字松生；兄长丁申，字竹舟。两人都是晚清著名藏书家。在1861年之前，这对邻松友竹的昆仲，人生大体是浸淫于书香故纸中，直到这年十二月，一股打着“太平”旗号的军队第二次攻入杭州，打碎了这份“人间岁月长”的安然。当太平军在两年零三个月后撤出杭州时，留下的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

咸丰十一年九月中旬，太平军因天京岌岌可危，决定另辟战场以减轻天京压力。于是，忠王李秀成大军由江西入浙，经富阳、临安、三墩逼近了杭州城。这是太平军在两年内第二次攻打杭州。

十月初一，太平军和清军在杭州城外岳坟、西泠六桥一带激战，并抢占了湖心亭作水上进攻据点。紧挨着的孤山文澜阁，则成了太平军的兵营。他们将《四库全书》当成废纸一样随意丢弃，于是阁倒书散。

《四库全书》共抄了7部，分藏于北京文渊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以及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

文澜阁落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从乾隆六十年（1795）对外开放，到咸丰十一年（1861）遭劫，其间只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短短66年便化为灰烬。这是乾隆盛世梦醒，更是大清夕阳日暮的真实脚注。

在此之前，江南另外两处存放《四库全书》的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已被焚毁。1842年，英军侵入镇江时，文宗阁藏书就已经遭损。咸丰三年（1853年）春，太平天国军由瓜州攻占镇江之战中，火毁金山寺。典书官及扬州绅士全部逃散，文宗阁阁书俱焚。另外，从1853年到1858年间，太平军三次与清军交战，并三次攻破扬州城。文汇阁及其藏书，就一起毁在了连绵战火中。圆明园文源阁则在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时被烧毁，如此，7部珍藏便只剩了4部。

平凡与雄心

然而，自清代至民国间，由于丁氏兄弟等浙江有识之士接力棒式的护藏、补钞，文澜阁终得重建，库书得以复全，这是中国藏书史上的奇迹。

在清代藏书史上，丁丙丁申兄弟地位至高。晚清四大藏书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聊城杨氏海源阁，江南占其三。其中，当数八千卷楼之名最为平凡直白，这个名字寄托着丁氏一族不忘祖训，绵延书缘的情怀。

八千卷楼的命名者，是丁氏兄弟的祖父丁国典。到丁氏兄弟的父亲丁英手上，藏书已远超八千卷之数，之所以叫“八千卷”，是表示对于宋代远祖丁顗藏书八千卷的纪念：“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对于这个家族来说，书是维系族魂的纽带。

杭州文澜阁内部

在咸丰十一年之前，丁氏自己藏书已经损毁殆尽，此前丁氏并无目录传世。仅据丁丙回忆，在那次灭顶之灾到来之前，“寒家劫前藏书可三万册”，可谓宏富。

文澜阁遭劫前一年，也就是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第一次攻打杭州。丁氏兄弟联合杭州士绅，率领城里的锡箔工人，奋然迎击。晚清国学大师俞樾这样记录战况：“十年春，粤寇犯杭，君（即丁丙）与兄竹舟君纠合城中锡箔之工，得千余人助战守城。城陷，犹与巷战。”

与古籍为伴的藏书家，毕竟不是运筹帷幄的将帅。和温柔蕴藉的祖先遗墨相比，铁与血都太坚硬、太冰冷。一番血战之后，丁丙兄弟一面出资散财，向江苏逃来的难民施舍糜粥药饵，安顿流离失所的儿童；一面为求自保，不得不辗转松江、青浦、南汇各地，逃难路上差点死在太平军枪下。

太平军第二次攻打杭州时，已成为其眼中钉的丁丙兄弟再次出逃，直至城郊才得一暂时容身之所。那里也是后来他们重建江浙文脉的最早阵地，名字恰恰就叫“留下”。

留下的街市里，丁丙与《四库全书》再度戏剧性地相遇。镇上小贩叫卖包裹食品，他上前买包子时，赫然发现包裹包子的纸张竟是《四库全书》的散页，顿时惊呼“文澜阁书零落在此乎？”对于素来“敬惜字纸”的江浙读书人而言，没什么比这更令人痛惜的事了。

在丁氏兄弟手上，这成为包装纸的《四库全书》残页，便成了重建文澜巨制的第一块基石。他们当即让人四处收购《四库全书》残页，还雇用胆大者乘夜色潜往文澜阁瓦砾中捡拾残书，连续好多天，冒着生命危险，肩挑背负抢救出了数千册，藏在丁氏祖庙西溪风木庵。

从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三年（1864）春，丁氏一共抢救出了《四库全书》800多捆，每捆二尺。考虑到当时尚不稳定的局势，和毁家纾难后丁氏的自身条件，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速度与效率。

然后，他们怕这些书再遭不测，于是用马车辗转运到绍兴、定海、上海、如皋等地，沿途经历了数不清的辛苦劳顿、艰难险阻。运抵上海时，在黄浦江前遇到一处关隘，有太平军盘查，太平军见库书“朱玺累累，知是官家物”，当即拔刀持枪气势汹汹地涌上来，丁氏兄弟沉着冷静应对，居然成功说服了太平士兵，获得放行。

重建和超越

丁氏兄弟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就是江南文脉存续的星火之光。同治三年 (1864年) 二月二十四, 太平军撤离杭州。仅一个月后，丁氏兄弟就将抢救出来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残本运回杭州, 藏于文庙尊经阁。此后，他们又在民间广泛搜寻散失图书，总共找回了8689册，大约是全部库书的1/4。

光绪六年（1880）九月，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下，丁氏兄弟开始和杭州地方政府一起重建文澜阁。整个修建工程耗银约18000余元。重建后的文澜阁，“花石亭榭之胜，过于旧观”。

为了充实这个浴火重生的文化地标，丁氏兄弟保存下来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捐赠的《钦定全唐文》，以及谭钟麟捐赠的《古今图书集成》，都藏到了文澜阁。然而，此时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依然严重残缺，丁丙提议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

文澜阁《四库全书》皇皇巨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完成的。光绪八年（1882），时任浙江巡抚谭钟麟，给予了丁氏兄弟其所能提供的最大力度支持，他批准丁氏利用收集到的阁书，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并专辟场所作为书局。

此间，丁氏兄弟慨然自赋领袖之责，主导了这项以民间之力为主的大型文献工程。他们招募了100多人进行补钞，一边广搜异本，比勘、补配、抄录，利用其家八千卷楼藏书，又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乃至远涉长沙袁氏卧雪庐、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楼等处，搜觅精善之本进行抄写。为了保证补钞质量，丁氏还制定了《补钞阁书规程》《续疑钞书章程》凡十七条，对抄书、还书程序等都有详细的规定。

补钞过程中，一支由全国藏书家组成的全明星队慢慢组建起来。

天一阁，浙江宁波，创立者范钦。传承逾三百年的老牌文献名家，江浙藏书界的泰山北斗，宁波文化的精神图腾。

抱经楼，浙江鄞县，创立者卢址。与卢文弨抱经堂齐名的浙东藏书名家，同为1861 年劫火而遭受惨痛损失的受害者。

振绮堂，浙江杭州，创立者汪宪。杭州藏书世家，四代绵延，不绝如缕。

寿松堂，浙江杭州，创立者孙宗濂。同为杭州藏书世家，累世经营，丁氏的亲密盟友。

卧雪庐，湖南湘潭，创立者袁芳瑛。号称“东南文献精华，盖在此五间楼中”。

三十三万卷楼，广东南海，创立者孔广陶。孔子后裔，书画古籍兼收。

衍芬草堂，浙江海宁，创立者蒋光焴。积书数十万卷，太平军兵临城下之际曾辗转四省、千里护书。

这些藏书家们散居南北，平时往来不多，但都对古书一往情深，改变了长久以来社会对藏书家“敝帚自珍”的认知。他们以文献救亡为契机，由丁氏穿针引线，织就了一张文化网络，留住了即将流逝、再难聚集的先人遗书。

丁氏兄弟主导的《四库全书》补完计划，前后历时七年，雇用抄录人员最多时达100余人，于光绪十四年（1888）大体完成。他们共抄配891种，补钞2174种，合计3065种、26000余册。文澜阁《四库全书》大半赖此得以保存传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库全书》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充，并将补钞后的《四库全书》归还文澜阁。这样，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历史文献价值，就高出了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

《四库全书》补钞完成的前一年，丁申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丁立诚，继续和叔父丁丙一起善事杭郡。丁立诚一如他的父辈，克己负重。除东河之建筑堤坝，南湖之开浚边港，北湖之修葺塘路，西湖之清理淤沙外，还流连“于京师书摊，藉以补全”文澜阁节孝方面的典籍。

光绪二十一年（1895），已就职内阁中书的丁立诚，获知叔父丁丙病重时，决计南归，继续辅助叔父丁丙为杭郡做义善之举。丁丙于1899年去世，在丁立诚与其堂弟丁立中的主持下，丁家乐善之风未止。文澜阁，更是让他们引以自豪的无数文化义举中最浓艳的一笔。

补钞再补钞

回到故事的开始，晚清画家陆光祺有感于二丁收拾文澜旧藏之事，创作了《书库抱残图》。但这只是丁氏荟萃心血于文澜的开始，而丁氏补钞阁书也是几代江浙文化人以守藏传承文献为职志的发端。

民国元年（1912），浙江图书馆馆舍落成，辛亥元老、知名学者钱恂担任浙江图书馆首任总理（馆长）。依照之前的浙江谘议局决议，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划归浙江图书馆保管，钱恂接收了这批藏书。

钱恂曾参与丁氏兄弟补钞库书，因此对文澜阁《四库全书》有着特殊的感情。接收库书后，为给《四库全书》找个理想的安身之处，他便做主命人拆除了围墙，把库书搬进了隔壁的一栋德式红洋房。这栋楼建于1906年，原计划作为德国皇太子访华时的国宾馆，后来外宾没来，这栋楼便成了民国新贵们聚饮赌博的游乐场所。

现五洋公园靠近庆春路侧立有丁申、丁丙兄弟的纪念雕塑“丁氏兄弟” 铜像，旁有铭牌“乱世救书，功德常存”

钱恂的举动，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纷纷向浙江教育司“告状”。教育司让时任中等教育课课长的张宗祥去了解情况，并带回钱恂的一通书信，阐明了房子的用处。后经过教育司司长沈钧儒在政务会上提议通过，红洋房就此定为馆舍，专门用来存放《四库全书》，再无异议。

同年，西泠印社在山川雨露图书室西侧修建了“斯文岙”。岙，指房室的西南隅。廖廖三字，把修建意图交代得很清楚。这里是丁立中他们常来的地方，每次驻足小坐，他都忍不住朝文澜阁多望几眼。他有一首诗写《斯文岙》：坟典曾垂万世规，名山石室宝藏书。散兼华国才难觏，始信传家道在兹。日月昭明辉斓漫，湖山秀丽墨淋漓。文澜高阁腾光耀，大府图书凿壁窥。

在丁立中心里，虽然“八千卷楼”的那些珍贵图籍易主不在了，但文澜阁在，依然有传家之道的寄托。后来，他们在孤山上又陆续建起了东壁图书府、汉三老石室等读书、藏书之处，希冀有更多的三坟五典归藏印社。“山川雨露图书室”“东壁图书府”，其含意之泛，起点和立意比“八千卷楼”更博大，更宏远。

民国四年（1915），钱恂秉承丁氏遗志启动了“乙卯补钞”，他启动此项工作才10个月，袁世凯便将其调到北京，但这项工作并没有终止。在呈请袁世凯批准后，他又在北京设立了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馆，把抄写人员安置在北京家中，还从文渊阁借出《四库全书》供以补钞。

“乙卯补钞”，最值得一谈的是《补绘离骚全图》和《西清砚谱》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是以图为主，为绘好这两部图画、图谱，钱恂特地邀请了特别擅长画细致人物的画家包公超到北京。包公超所绘《离骚图》极精妙，公认超过了原图。

钱恂刚完成补钞，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又发起“癸亥补钞”。张宗祥做事极为周全精细。当时，补钞工作的大环境和条件都不错，就是缺资金，于是他单枪匹马游说了寓居上海的实业家、鉴赏家周庆云，出版家张元济等浙人鼎力相助，募集到16200块银元。

“我也不愿意向公家要钱，受着种种闲气和束缚。在1922年初冬，我就拣一天星期六的夜车，独个儿往上海跑。”张宗祥这样回忆募资动机。

对募款抄书的事，张宗祥还约法三章：非本省人就是富可敌国也不募；本省九府属每府皆能有人捐助最好；每一股以500元为定额，如果财力不足可以几个人拼成一股，不成股的不募。这是打定主意要把绍续文脉的功勋留给浙江本省人。

万事俱备，蓄势待发。张宗祥还要找个主理人。他想到了学生堵申甫（福诜）。堵申甫时年39岁，是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地理教员。之前，堵申甫曾主动上门希望能找点事做，不在乎钱，但是能真正留名后世的。抄书这样的事，确实需要不图物质财富的心态来做，才能做好。

于是，等资金到位，他就找来了堵申甫，月薪30元。堵申甫一口应承。1923年春节后不久，39岁的堵申甫赴京。他果然不负所望。在京师图书馆，他以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为底本，招募了一批又一批字迹秀丽者日夜工作。就像张宗祥描述的，“抄写之力，堵生申甫最着，不问寒暑，日夕督写”。到了1923年秋天，张宗祥觉得堵申甫薪水太少，而且还是教育厅领的，就提议改为50元。

1924年12月，“癸卯补钞”胜利完成，堵申甫亲自押书回杭。张宗祥自豪地宣称：“补钞时未用公家一纸一笔，都是向浙人募来的私财，外省的富翁也不曾惊动一个。”然后给了堵申甫在浙江图书馆悬挂肖像的殊荣。

自此，遭兵燹之劫，散佚大半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经丁丙、钱恂、张宗祥相继三次发起并组织大规模拾遗补阙，得以恢复旧貌。癸亥补钞经两年多辛劳，计补钞213种，5660卷，2251册。而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因此成了7部藏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原《四库全书》有漏抄，补钞时依照原本将其补齐；许多乾隆时被删改的文字，则按原样据原本得以恢复；因为丁丙补钞所依据的底本和库书卷数不同、重装分册不同，补齐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还比原版多了数百册。

并且，张宗祥当初只募浙江人资金的做法，也为后来《四库全书》归属纷争解决奠定了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一结束，曾经为了躲避战火辗转浙、闽、赣、湘、黔五省，落脚重庆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究竟该还归何处，引来了各种争执。

国民党当局设想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往南京，但张宗祥以该书补钞时全用浙籍人士募捐之资，未用政府一笔一纸的理由相抗议。他据理力争：“这一部书多多少少有一部分是属于浙人共有的……你何妨向政府建议征求浙江父老的意见看是如何？”

后经浙江参议会代表民意，电告南京政府力争，此议才作罢。几经周折，文澜阁《四库全书》在颠沛流离八年多后，终于东还，回到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