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潮汕籍华侨，籍地为潮汕地区，包括海外华侨和归国华侨，其来源以东南亚为主；潮汕农业生产区域，主要指今天的汕头、潮州和揭阳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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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潮侨热心潮汕农产品贸易和农业灾害治理

潮汕地少人多，资源有限，近代许多侨商，根据潮汕地方需要，从东南亚等地进口大米、木材、水泥、橡胶、香料、热带药材等货物，销往潮汕各地农村。潮汕一向缺粮，而泰国盛产大米。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泰国陈黉利家族就在汕头市设立黉利栈，以运销暹米为主要经营项目。20世纪20年代初期，汕头已开设专运暹米销售的粮商号多家，如陈炳春、成德泰、裕兴利、万兴隆等，这些商号都以华侨资本为主。近代汕头进口的东南物产，如柚木、水泥、橡胶、香料、热带药材等，也有一定数量。华侨既是东南亚农产品输入潮汕的主要组织者，又是潮汕土特产输出东南亚和港澳台等地的推销者。特别是生柑、咸菜、杂果、蒜头、茶叶、鱼脯、家禽、土特产等，数量不少。双向贸易的活跃，给潮汕农业的发展以极大支持。[1]

潮侨从事家乡农产品贸易能带来丰厚利润。近代华侨对于繁荣潮汕地区的对外贸易，并带动潮汕地区果菜种植业的发展有很大作用。据汕头海关据估计，1909年、1929年、1931年汕头港对外贸易输出额分别为11 406 072两、15 782 156两和14 315 932两，其中与侨商有密切关系的四个公商（南商、暹商、商郊、和益）组织输往东南亚及港澳的分别达10 697 950两、14 217 589两和11988 403两，后者与前者的比例分别为94%强、90%和83%强。另外，近代华侨对潮汕地区外贸事业的经营，促进了潮汕外贸的发展，而外贸发展又带动果菜种植业的发展，并为潮汕人民提供更多的生活出路。由于外贸发展和南洋华侨对潮州蜜柑的需求增加，结果推动了潮汕地区柑园面积的扩大，柑农增加，仅潮安一县，柑园面积2910亩以上，每年外销收入约70—80万元，潮汕人民赖此维持生活者约有10万人左右。[2]

受爱国爱乡和慈善心理影响，近代更多潮汕华侨参与灾害治理，这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举例：

潮安县江东的西陇堤，20世纪20年代初数次崩溃，屡修屡决，危害江东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帮助当地民众解除水患，新加坡潮安籍华侨廖正兴、刘荣丰、杨缵文和马来西亚澄海籍华侨李伟南等，共捐款2.97万银元，作为修复西陇堤之用。这一修堤工程于1927年竣工，江东民众为了纪念华侨捐资修复西陇堤的事迹，特在西陇堤上建“惠荫亭”一座，撰文记事，连同捐款芳名刻碑于亭中。近代潮汕城乡，南洋潮侨款修水利的，还有旅泰潮安辅益社，多次汇款协助整修韩江北堤；泰国饶平籍华侨余子亮，曾于20世纪40年代捐款整修黄冈河等。[3]

总之，潮汕华侨对于家乡的农业生产是关心的，潮侨热心潮汕农产品贸易和农业灾害治理就是例证。所谓“民以食为天”，传统中国是农业本位社会，潮侨对于农业生产的高度关注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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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潮侨对家乡农业生产的极有限投资

据以上内容分析，潮商一方面受商业利益驱动，热心家乡农产品交易，另一方面受爱国爱乡和慈善心理影响，积极进行家乡农业水灾治理。自汕头开埠至日军侵汕，潮汕经济发展基本呈上升态势。按理，拥有雄厚资本的潮汕华侨应该积极投资家乡农业生产，但情况恰恰相反，发现一个事实：尽管潮侨关心潮汕农业，潮侨和农业生产投资的关系极微，近代潮汕华侨直接投资农业生产的很少。以下表格很能说明问题：

表格1：光绪十五年至民国38年（1889—1949）华侨投资汕头地区地业情况[4]

说明：上述表格数据由专家参照中央工商行管理局的办法，把原币值折算为人民币。

从以上表格看出，1889—1949年，潮汕华侨投资家乡农矿业的竟只有廖廖五家，表格没法看出华侨投资的具体人数。但不管如何，华侨投资农业生产的户数极少、资金有限是不争事实。民国十七至二十六年（1928—1937）是潮汕经济发展的最繁荣阶段，上面表格竟然没有出现一个华侨投资农矿业的户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潮汕整体农业投资环境恶化，华侨更加不会投资农矿业生产。以下另一表格可和上面表格相参照，以更好说明问题，1919—1927年仍是近代潮汕经济的良性发展期：

表格2：近代广东省华侨投资发展阶段（1919—1927年）中潮汕地区华侨投资各行业统计[5]

单位：人民币元

在这张表格中，列举潮汕地区华侨在1919—1927年从事农矿业投资的只有1户，而投资工业有6户，投资服务业有27户，投资金融业有33户，投资房地产业竟达365户！说明潮侨在这阶段投资农矿业确实极少。潮侨投资农矿业的额约只占总投额的0.00224%，1919—1927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良性时期，潮汕经济发展也呈上升态势，潮侨投资农矿业的热情仍然如此，其他时期潮侨投资农矿业的不足更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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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潮侨不愿投资家乡农业生产的分析

从上面二个表格推论，近代进入潮汕的华侨资本户数多，投资总量大，分布行业广，自1889至1949年，华侨投资户数有4062户，可是农业投资最多占5户，数目对比强烈，华侨在潮汕地区的投资集中在商业、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究其原因，是因为商业、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流转速度快，而投资收益快，容易收回投资成本。如第二个表格提示，仅1919—1927年潮汕华侨投资房地产的就有365户，大量房产投资集中在汕头小公园街区和西堤码头一带。早有研究者指出，华侨在潮汕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汕头市区，约占投资总户数的一半、投资总金额的三分之二。投资的行业结构，以房地产业为最多，其次为商业，再次为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而生产性的投资（工农业投资）则不多。[6]

与之相反，潮汕农业生产投资的生产周期长，回报收益慢，加上动荡时局变化，不利气候因素影响，以及可能带来的复杂土地产权纠纷，严重削弱华侨投资潮汕农业热情。韩江是潮汕地区的大河，按理对地方农业发挥很大作用，但查近代相关大事，韩江决堤对原本条件良好的农业生产危害很大。以下仅举例韩江泛滥对农业生产影响的若干事件，还不是完全统计：

1900年，“六月初六，韩江水涨，北门堤意溪渡头陷20多丈，东厢竹崎头堤、江东水头堤、秋溪苏寨堤、笔浦堤都崩溃。”[7]1908年，“九月二十日，晨，风雨交加；夜更甚，海潮乘风势暴涨。隔天风息潮退，各地田园庐舍被淹，沿海船只多受损坏。”[8]1911年“七月十日，韩江水暴涨，十一日加剧，海阳县江东都的水头、元两村兼界堤围被冲决，乡村变泽国……十二日夜更甚，南桂都横砂乡堤围也崩溃，韩江下游田园屋舍多被淹没。这次韩江暴涨，江水泛滥潮、澄、饶3县，水势汹涌为几十年所罕见。”[9]1922年8月2日，是日（农历六月初十）下午3时，台风初起；傍晚，风更急；晚9时左右，狂风震撼山岳，拨树毁屋，暴雨倾盆，平地水深1丈多，沿海低下处水深几丈，不少乡村被毁，人畜死亡无数。[10]1930年8月初，洪水暴涨，潮州城被水淹，江东区堤围被水冲决二分之一，全区成泽国。[11]1935年7月20日，狂风暴雨，韩江水大涨。北堤旧隙穿泄，东津堤告急。浮洋至庵埠一带田园被淹没。[12]1936年7月21日，飓风暴雨，接连3天，韩江上下游水涨。下游的潮属靠江田园及澄海、汕头的部分地面被洪水淹没成一片，水陆交通中断。[13]

潮汕风光

另外，民国时期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对华侨投资农业生产有相当影响。1926年1月11—14日，“普宁县城地主以农会扣押土劣方廷意等为由，于19日率流氓打手进攻水龙寨，因此爆发一场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当时普宁封建头子方十三（廷珍）会同各区土豪劣绅猛攻农会，农民也群起反抗，潮阳、揭阳、海丰等县农会则大力予以声援。19日经东征军政治部派员调停后才停火。”[14]1927年12月12日，“澄、饶、澳吴少荃保安队和潮安侯映澄治安队几百人进剿澄海抗租暴动的群众，经2天激战，抗租暴动失败。”[15]12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和东江特委先后发布举行年关大暴动的指示，潮、普、惠农民，接二连三举行了年关大暴动，处决了一批国民党分子，没收了地主大批粮食和浮财，焚烧了田契、租簿，着手进行分配土地工作。”[16]1928年1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潮梅暴动工作计划》，指示各地党组织要积极鼓动农民破仓取米，没收地方财产，焚烧田契债约，组织‘抗租、抗捐、抗债、抗缴保安费’准备暴动。根据省委指示，中共潮安县委发动各区武装，毁坏铁路，剪断电线，捉拿地主豪绅筹款。”[17]再如1929年12月，潮安县乌洋农民700多人，在乡农会领导下，开展反对加租、吊佃、增加牛税的斗争。[18]中共的“暴动”和国民党的“围剿”十分惊心动魄，1928年4月5日，“潮安共产党组织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员200多人举行武装暴动，围攻归仁区登塘乡郭进元民团。因力量悬殊，暴动失败。事后，国民党武装多次‘围剿’归仕区各乡村，中共党员庄淑珍、少年先锋队队长陈文光和干部方立功被捕。7月13日，庄淑珍等3人在潮州南较场就义。”[19]又如6月15日，“中共东江特委在潮安洋佘村召开潮梅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讨论夏收总暴动问题。16、17日，国民党汕头侦缉队先后包围新乡和洋佘村，中共潮安县委书记陈木合、委员姚为敬等9人被捕。当月，陈木合等5人在汕头殉难。”[20]又如1935年，2月，中共潮澄饶县委成立分田委员会。3、4月间，浮凤区70多个自然村先后进行分田。但5至9月，国民党军队邓龙光部先后“围剿”秋溪、上莆、庵埠、登凤、浮凤等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21]

总之，在天灾人祸的大背景下，海外华侨投资农业生产的风险是很高的。黄燕华认为，海外华侨对近代潮汕地区农业与农村的积极影响非常突出，海外华侨对潮汕地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汇款上：一是瞻养性汇款；二是投资性汇款；三是捐赠性汇款。这三类汇款对近代潮汕地区农业与农村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近代潮汕地区，华侨对农业的投资主要体现在农业垦殖方面。“华侨对家乡的农业垦殖是既出钱又出力，不但有效地开发和发展了农村农业，而且给潮汕农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同时，还为农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22]但按笔者看法，尽管潮汕华侨对于潮汕农业总体贡献不少，华侨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却不能过分高估。

侨批

四、近代潮侨投资家乡农业建设的廖廖个案

近代潮汕华侨投资家乡农业建设个案很少，查到潮安县彩塘镇潮侨投资家乡农业的两位潮侨：

彩塘镇乡侨王镇强，外号“鳝鱼”，宣统二年（1910）建瞻槐里于故里东里村，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归国经营柑园，种植面积达二三百亩。采用科学管理，连片种植。至1939年6月潮汕沦陷，柑桔销路断绝，而改种水稻。另一位潮安县彩塘镇旅暹华侨许则通（有传）在暹京创通和兴。1935年，许氏年近花甲而归梓里省亲，因鉴于宏安农地逼隘，单靠田而获利有限，故而投资广辟农场，种植柑桔，为乡人倡导。1939年潮汕惨遭日本飞机轰炸，许氏被逼放弃所营，重近泰京。[23]

以上两个投资案例全以失败告终，“潮汕沦陷，柑桔销路断绝，而改种水稻”是王镇强的结果，“潮汕惨遭日本飞机轰炸，被逼放弃所营”是许则通的结局。两个例子适足说明在近代潮汕，投资农业生产的变数极大。有关近代潮州柑的种植困难，还可以陈佳春的研究个案为例，他指出：“潮州柑是潮汕著名水果品种之一，在中国众多柑橘品种中闻名遐迩，素有‘柑橘皇后’之美誉。现今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下属鹳巢乡，面积约2.5平方公里，近代以来以盛产柑橘而闻名，品种有椪柑、蕉柑、雪柑、朱柑四大类。”[24]“无论是种植还是贸易，近代颧巢柑业发展曾经都有过辉煌时期，为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因时局变化最终陷入困境之中。具体地说，自汕头开埠后，在海运业迅速崛起，国内外市场对潮柑需求量大的有利条件下，颧巢柑业随着种植面积与内外贸易的扩大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颧巢柑业面临着诸多困难。在日本侵略潮汕后，颧巢柑业遭受灭顶之灾。抗日战争胜利后，鹳巢柑业发展有所起色，但因资金缺乏，加之后来爆发全面内战，导致颧巢柑业发展陷入艰难的境地。透过颧巢柑的发展脉络，近代颧巢柑业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揭橥了近代潮汕发展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艰难。”[25]

再如饶平黄天年的投资受到自然条件制约，比较成功的是余子亮和王浩真的投资。以下举例饶平华侨的投资农业：

民国初年，钱东紫云村旅泰华侨黄天年投资，在钱东围垦南北围海滩，面积达1 000余亩。其后，海堤被海潮冲垮。抗日战争前，该村侨胞耗资2 000担谷款额（当时饶平每担稻谷5—6银元）进行复建，建成后送给村民耕种。抗战时，钱东下浮山旅港同胞蔡德（奋初）和蔡义轫（海山人）受香港华侨垦殖公司委托，在钱东围垦德丰埭1 000亩。1946年4月，余子亮投资3 000银元，大米300包，委托柑桔专家王浩真于饶平塔仔金购地140多亩，创办饶平华侨柑桔农场。[26]

王浩真是澄海澄城镇东湖村人，1933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园艺系柑桔专业，事任广州岭南大学助教，翌年升讲师。因撰写柑桔论文触怒美国园艺权威高鲁夫，被迫转聘到植物系工作。在岭大任教时，曾接受学院的委派，先后到潮安鹳巢村和潮阳溪头村设立柑桔试验站，进行柑桔虫病害防治的调查研究，培育柑桔良种。抗日战争爆发，应廖公圃之邀，到马来西亚办橡胶园。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李沛文教授曾到塔仔金考察，对王浩真所取得的柑桔科研成果，表示赞赏。[27]

有代表性的华侨投资还有惠来华侨林连登和澄海华侨谢易初，前者开垦农场，后者办起私人种籽农场：

惠来华侨林连登创办惠来惠民农场：1938年林连登到家乡，见荒山秃岭没有开发，感到惋惜，便与林家邦、杨茂水、唐振江、林崇声、方叶兴、方世荣等人商议创办农场，择定在隆江镇西南约30里的荒山上，合股创办“惠民农场”（现属国营葵潭农场）。是时投资总额8.5万元，林连登居一半。农场建造石楼18间（每间长8m，宽4m。其中三层3间、二层15间），开垦荒地35亩，种植油桐、白果、菠萝、木薯及部分自给粮食作物等。[28]

在推动潮汕农业科研和种籽业发展的贡献上较有名的，要数泰国华侨谢易初（1896—1982），原名进乾，澄海县人。1922年潮汕发生“八·二风灾”后到泰国谋生，在曼谷越阁开设“正大庄”菜籽店。1937年以后到合艾以及吉隆坡分别创办“正大栈”，把销售种籽的业务扩展到泰国南部及马来西亚等地，在南洋一带颇有名气。抗日战争结束后，谢易初把泰京的业务交托给弟弟谢少飞掌管，自己则返回汕头创办“光大行”。后又只身回到家乡澄海外砂，租地100亩办起私人种籽农场，潜心研究园艺和种籽改良。[29]

总体看，近代潮侨投资家乡农业取得成功的很少。黄天年、王浩真、林连登和谢易初是较成功的投资者，也是笔者竭力搜集到的四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在近代华侨针对潮汕地区的农业投资中并不多见。

五、梅州和福建华侨投资农业生产的参考

上文已经归纳，近代潮汕华侨投资农业户数少，资金有限，远不如潮汕华侨对商业、金融和房地产的投资。华侨对近代潮汕农业投资是这样，和潮汕华侨较有可比性的是福建华侨。如果放眼和潮汕相接的福建，发现福建华侨和潮汕华侨投资行为类似，同样不太愿意投资农业生产。

1862—1949年，福建籍海外华侨汇入国内的金额总数为35.1亿美元，华侨汇款中的96.35%流入农村，作为侨眷的生活费用和其它非投资性用款。福建华侨汇款的主体部分为赡家性汇款和投资性汇款，前者主要流入侨乡农村，作为侨眷生活的主要来源和其它用款。后者主要流入城市，投资城市或乡村各种企业的经营，形成“造血功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华侨汇款绝大部分流入侨乡农村。[30]

尽管福建华侨汇款绝大部分流入侨乡农村，投入侨乡农业生产投资并不多。华侨家庭将生活之外的节余侨汇用于购买田产也是常有的事，其目的是作为生活资料和贷币保值的措施，这是一种稳定生活来源的办法。因此，在福建农村，购置土地便成为赡家费用以上侨汇的主要用途。[31]然而，购买土地不能视为农业生产投资，而是一种货币保值方式，类似购买房地产。

以下表格针对福建地区23个市县华侨调查，从中发现，华侨投资集中在工商、金融和房地产，而农矿业投资所占比重有限，投资户数只有26户，而全部投资户数有4 055户，所占比例不到千分之一，而投资农矿业的资金占全省投资只有9.21%，假如除去可能的矿业投资，农业生产投资的比例就更少了：

表格3：1871—1949年福建华侨投资各行业统计（金额单位：折人民币元）[32]

潮汕华侨、梅州华侨和福建华侨是海外华侨的主体组成部分。为进一步核实海外华侨投资农业生产的情况，笔者又查阅《梅县志》关于华侨对国内贡献的叙述，梅县是客家中心地区，海外华侨众多，故梅县华侨对故乡的投资有相当代表性。《梅县志》提及华侨“支持桑梓建设”有四项：（一）兴办工业；（二）开发农业；（三）捐资办学；（四）兴办公益福利事业。[33]关于华侨兴办工业，《梅县志》提及，“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松口旅居印尼棉兰的华桥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和谢梦池投资300万银元，兴建我国首条侨办铁路——潮汕铁路。民国期间，由华侨投资，在梅县开办机械修理厂、光耀电灯公司、纺织厂、卷烟厂、玻璃厂，这个些工厂虽然规模小，设备简单，机械化程度不高，但它促进了近现代地方工业的发展。”然而，针对梅县华侨开发梅县农业，《梅县志》仅记录1949年后的若干情况，并且是在1970年代以后，1949年前的华侨开发梅县农业根本不提及。从《梅县志》看来，1949年前梅县客家华侨对于家乡农业的投资乏善可陈。[34]

潮汕丘陵地带的果树

结语：农业投资的收益慢，风险高，这是近代中国农业面临的普遍难题。投资和捐款不同，前者主要着眼于成本回收和利润获得等经济动机。即使潮汕华侨投资农业，也以商品作物种植为主，王镇强、许则真和余子亮投资柑桔种植都是这样的例子，1949年前潮侨投资家乡农业并取得成功的例子廖廖可数。

需要说明的是，广义的农业除了种植业，还包括林、牧、副、渔等。笔者另有专文，说明民国时期，潮汕渔业在全省占重要地位，但渔业生产极不稳定，如渔民人数、渔船数、渔业捕获量和水产品出口量连年出现很大变动。深入分析，自然灾害、苛捐杂税和日军侵汕，加上政局动荡和技术落后，严重制约民国时期潮汕渔业的良性发展，民国潮汕渔民生计比较困苦。[35]因此近代潮侨投资渔业也不太可取。

民国潮汕地区渔业发展的动荡不安，离不开近代中国沿海渔业发展的时代大环境。再从和周边地区如梅州和福建的华侨投资农业的对比来看，海外华侨普遍存在对沿海地区农业生产投资不足的普遍情形。故潮侨对家乡农业的投资，要放眼于近代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进行审视。潮汕华侨投资农业的动力严重不足，和近代潮汕乃至国内外复杂、动荡的局势密切相关。

——本文作者陈雪峰，中大史学硕士，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如需引用本文，请以纸质媒体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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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翁楚湘、宋升拱著：《潮汕农业》，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80—81页

[2]杨群熙辑编、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汕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文化局、汕头市图书馆出版，2003 第353页

[3]翁楚湘、宋升拱著：《潮汕农业》，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80—83页

[4]王琳乾、邓特主编：《汕头市志》第四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587—590页

[5]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64页

[6]洪松森：《近代华侨在潮汕地区的投次及其启示》，《韩山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7]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潮州二千年》，内部资料，1991年，第90页

[8]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潮州二千年》，内部资料，1991年，第95—96页

[9]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潮州二千年》，内部资料，1991年，第96页

[10]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潮州二千年》，内部资料，1991年，第107页

[11]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潮州二千年》，内部资料，1991年，第122页

[12]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潮州二千年》，内部资料，1991年，第127页

[13]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潮州二千年》，内部资料，1991年，第128页

[14]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汕头大事记》（上册），内部资料，1988年，第141—142页

[15]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汕头大事记》（上册），内部资料，1988年，第152页

[16]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汕头大事记》（上册），内部资料，1988年，第153页

[17]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潮州二千年》，内部资料，1991年，第119页

[18]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潮州二千年》，内部资料，1991年，第122页

[19]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潮州二千年》，内部资料，1991年，第120页

[20]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潮州二千年》，内部资料，1991年，第120页

[21]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潮州二千年》，内部资料，1991年，第127页

[22]黄燕华：《华侨汇款对近代潮汕地区农业与农村社会的影响》，《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23]黄猷主编：《彩塘镇志》，潮安县彩塘镇志办公室编印，1992年，第481页

[24]陈佳春：《近代鹳巢柑业发展述略》，《潮商·潮学》，2019年第2期，第15页

[25]陈佳春：《近代鹳巢柑业发展述略》，《潮商·潮学》，2019年第2期，第17—18

[26]陈科庭、张松乐主编：《饶平华侨史志》，饶平县归国华侨联合会编印，1999年，第92页

[27]翁楚湘、宋升拱著：《潮汕农业》，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85—87页

[28]马光祖、方文韩：《爱国华侨林连登事略》，载《汕头文史》第六辑，政协广东省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9年，第109—110页

[29]张兴汉、陈新东等主编：《华侨华人大观》，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80页

[30]仲微：《东南亚华侨汇款与近代福建地区侨乡建设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0页

[31]仲微：《东南亚华侨汇款与近代福建地区侨乡建设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1页

[32]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页

[33]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梅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89—1090页

[34]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梅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89页

[35]陈雪峰：《民国潮汕渔业的动荡和分析》，《潮汕史学》，2017年第2期，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