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挂轴(挂轴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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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而隋唐,而两宋,行障日渐从生活用具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种专门的卤簿仪仗,又因此把各种装饰也一并纳入礼仪制度,与绘画艺术则完全脱离。不过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行障还有它的另一个重要插曲,便是对卷轴画中挂轴形式的直接影响。

屏风

唐代,屏风与障几乎可以说是一物而二名。王维《题友人云母障子》:“君家云母障,持向野庭开。自有山泉入,非因彩画来。”清赵殿成注云:“唐时呼屏障为障子。”下并举出唐诗里的若干例。此说并不错,且屏风与障互通的例子在唐诗中还可以举出更多。

但细绎屏风与障的用法,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二者并不是没有分别,即一是指屏风,一是指待张于屏风的屏风画。而对此中之分别的认识,又实在很有意义,因为这一番合与分的演变,正是催生一项新物事的过程。

障,亦作幛或鄣。唐又称图障,画障,软障,障子。而屏风,画障,软障,几种名称的使用,尚有一个界限模糊的时段。唐张乔《鹭鸶障子》:“剪得机中如雪素,画为江上带丝禽。闲来相对茅堂下,引出烟波万里心。”

这里的障子,是屏风还是未曾张于屏风的屏风画,便不好确指。但若障与屏风并举,则屏风自是屏风;障子却不是屏风,而是指画。张鷟《游仙窟》形容十娘卧处,云“屏风十二扇,画鄣五三张”,即是很明白的一例。

关于软障,似乎它的出现已是在表明与屏风的区别——既曰软障,则未有使其屏立之骨架也。杜荀鹤《松窗杂记》:“唐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一软障,图一妇人甚丽”,颜因心生慕恋,遂自画工处乞得活人之法,使得画中人如生人,且娶此美人亦即真真为妻,并生得一子。以后却错听了友人的话而将加害,真真乃“携其子即上软障,呕出先所饮百家酒。覩其障,唯添一孩子,仍是旧画焉”。

而唐代的软障之意,两宋也还在使用。《南宋馆阁录》卷二《省舍》节曰,秘阁五间,“阁后道山堂五间,九架”。注云道山堂内设“照壁山水绢图一,又软背山水图一,有会集则设之”;又“板屏十六,绢画屏衣一,鲛绡缬额一”。

这里列出作为室内布置的屏扆图障共四种,形制各有不同,其中“有会集则设之”的“软背山水图”,应即软障之属。软障之式,在明代版画中可以得到确认,如明话本小说集《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中的插图。图绘玉立在芭蕉山石前的一位嗅花女子,旁边则标示其名为“软障”。值得注意的是,它正是一幅立轴。

至于图障,王定保《唐摭言》卷三述唐时曲江大会情景,道是“人置被袋,例以图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被袋,囊之属也,图障而可以纳入囊中,自然不会是屏风,那么它也是未曾张于屏风骨架上的画障。而“逢花即饮”,取被袋中图障以为观赏,乃是饮中雅事。

屏风画可以是绢帛,也可以是纸,在屏风上用得久了,自然会变得陈旧乃至破损,因不免时常更换。更换下来的旧屏面经过修补,仍然可以另一种形式保存下来。

《图画见闻志》卷六“张氏图画”条:“张侍郎(去华)典成都时,尚存孟氏有国日屏扆图障,皆黄筌辈画。一日,清河患其暗旧损破,悉令换易。遂命画工别为新制,以其换下屏面,迨公帑所有旧图,呼牙侩高评其直以自售。一日之内,获黄筌等图十余面。”

黄筌先仕王蜀,后仕孟蜀,其花鸟竹石冠绝一时,人物山水也皆擅胜场。张去华是宋初人,故为官成都时尚可见到屏风上的黄筌真迹,并且用了更换旧屏面的办法使之成为自己的收藏。

画障的出现,大约在隋唐之际,而最初的时候,多是指待张到屏风骨架上面去的屏风画,亦即屏面。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

句下自注云:“自隋已前,多画屏风,未知有画幛,故以屏风为准也。”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条说明。隋以前既无画障之称,自然谈不到画障与屏风的区别。然而既有画障,也便有了画障与屏风之异,虽然异中有同,即画障本为屏风而作,在此意义上,画障也可以代指屏风。

《历代名画记》卷十云张璪曾画八幅山水障,“在长安平原里,破墨未了,值朱泚乱,京城骚扰,璪亦登时逃去,家人见画在帧,苍忙掣落,此鄣最见张用思处。又有士人家有张松石幛,士人云亡,兵部李员外约好画成癖,知而购之,其家弱妻已练为衣里矣,唯得两幅,双柏一石在焉”。这里举出的正在绘制的山水障和李约索购的松石幛,自然都是指画,或者说是准备张于屏风的屏风画。

然而随着画障的风行,且势力愈盛,它便又渐从屏风中独立出来——这时候障子不必再一一张于屏风骨上,而是装裱之后,另外以一个简便的方法悬挂起来,止用作从容观赏。前举《松窗杂记》软障与《唐摭言》图障之例,即此。

只是当日各式高坐具尚未发展得成熟,室内陈设仍以临时布置、随宜安排为常,因此也还没有形成在墙壁上固定挂画的风习。《历代名画记》卷二:“大卷轴宜造一架,观则悬之”那么不是特意观赏便未必长悬。李商隐《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句云“锁门金了鸟,展障玉鸦叉”。了鸟即屈戌,鸦叉则是悬挑画障的叉竿。诗乃借此“金了鸟”而与“玉鸦叉”为对。

这是酒宴间的展障观画,与曲江大会时的情景正是相同。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玉画叉”条:“张文懿性喜书画,今古图轴,襞积繁夥,铨量必当,爱护尤勤,每张画,必先施帟幕,画叉以白玉为之,其画可知也。”张文懿即宋张士逊,仁宗时为相。

宋谢薖《玉茗花二首》之一“凭仗边鸾折枝手,应宜展障玉鸦叉”,或即并用二典。不过诗云玉茗花合当由边鸾画为折枝,而用玉画叉悬挑出来细细观赏,此展挑画障的方法却可落到实处。

日本大德寺藏宋《五百罗汉·树下观画》所绘正是如此情景。由此见出鸦叉展障与悬挑行障的方法恰好相同,从画障天竿低垂到天头的两条“惊燕”,乃“宣和装”的表征之一,却仿佛与行障上面飘垂的“鸳鸯绣带”有着同源的构思。

或曰影响于立轴形式的为佛事中的幡,但幡的悬挑是用钩,实未若行障与立轴的关系更为直接,何况二者本来曾是“亲属”。从宗测的“自图阮籍遇苏门于行障上,坐卧对之”,到南宋“有会集则设之”的“软背山水图”,正见得其间的一脉相承。

可以说,画障,或曰图障、障子,一旦脱离开屏风,即可以成为独立的挂轴,其展挑方式以及装裱形式便都是从行障直接演变而来。而屏风与障子名称之合与分的演变过程,正包含着挂轴的产生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适与家具的发展同步,另一方面,又与绘画史中文人画的成熟与兴盛密切相关。

明清时代,屏风随着室内陈设格局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它上承宋代已有的“铺殿花”意趣,又在题材和质料等方面都更多装饰意味,以至于几乎全部进入工艺美术。

原本与屏风画同属的绘画艺术则与屏风日渐疏离,其中的文人画更是完全独立其外。高坐具发展成熟时代的室内陈设,文人情趣自是依凭挂轴的形式来传达,此则近乎文人画的一统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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