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很多热心观众都想知道关于编钟怎么调的答案。还有少部分人想搞清楚编钟如何演奏。对此，碳百科整理了相关的攻略，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中国音乐具有单声旋律发展的特色，在音律关系中不涉及纯律，因而也鲜见有关纯律理论的研究。不过，在传统乐器古琴的演奏及其大量琴谱中却包含着纯律的实践。朱熹的《琴律说》首次系统讨论了古琴调音的问题，其中涉及古琴运用谐和三、六度的方法和美学意义，称为“琴律”。不过，朱熹仍试图用三分损益法来解释这些符合纯律规范的音程，并未真正进入到纯律原理的探讨，对中国传统律学理论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古代音乐实践和理论似乎没有与纯律相关的内容。然而，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公元前433年入葬）则让我们看到公元前5世纪已经存在的纯律实践，其铭文所记载的内容反映出古代钟律的基本规定具有纯律思维。
早有三度生律的实践
曾侯乙编钟问世之前，已有100多枚中国北方存世的商周编钟得到学界的深入研究，学者注意到先秦合瓦形编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的内壁都有不同程度的挫痕，这表明这两个部位可获得的音高是经过调整的，有的钟侧鼓部还有鸟图形，似乎是提示某种功能。根据现代声学的研究与解释，合瓦形构造使每枚钟可以获得两个基频，这个铸有鸟图形的部位或许可以敲击得音。因此，早就有学者提出“先秦编钟双音结构”的推测。
但这种钟形的制造方法在汉代即已失传，文献记载也不清晰，所以这一推测未能获得共识。而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使这一论断得到实物确证，并由测音数据和铭文记载得到一个结论，即先秦合瓦形编钟是双音结构，中国音乐也早有三度生律的实践。同墓出土的另一件五弦器，是专为调钟的音高而备的调音器——均钟，其原理也是通过听辨迅速找到弦的分段振动节点，从而获得正确的音。
提供了丰富的生律因素
根据编钟铭文研究，我们得知，钟律生律法以“曾体系”为原则。“曾体系”由四基、四、四曾构成：四基——初始四音，宫（Do）、徵（Sol）、商（Re）、羽（La）；四（亦称“角”）——宫（Mi）、徵（Si）、商（#FA）、羽（#Do）；四曾——宫曾（bLa）、徵曾（bMi）、商曾（bSi）、羽曾（Fa）。
这是一个以四基、四、四曾为结构逻辑的律制体系，形成一个音位有不同律高的事实，测音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具体而言，当乐音以旋律音程先后相继而生时，呈现出三分、三倍的五度相生关系，而当乐音以和声音程同时而生时，如同先秦编钟同体双音的协和关系，是来自五分、五倍生律关系，这就构成了包含着“三分三倍”和“五分五倍”两种生律法的音系。
“曾体系”是以弦的谐和划分为根本，其律制的质具有多重，已经超出了“三分损益法”的生律范畴，提供了更丰富的生律因素。虽然我们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真正了解到这一律学理论与应用方面的学术遗产，但作为一门学科知识的认识水平和应用水平，中国人则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还将这种听觉经验通过青铜冶炼术得以物化显现，使远古的音响实践得以存留至今。
总结出术语表达系统
曾侯乙编钟全套64枚钟，钟上的铭文表述出其中的乐音组织关系。铭文不仅展示出当时各个诸侯国不同律名之间的对应关系，还通过一些缀词显示出音程关系。在诸国并立的时代，还没有统一标准，这些或同或异的律名中，有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应钟七律名称，亦见于古籍《国语》（公元前6世纪），借用现代音名，相当于C、D、E、#F、#G、#A、B七个音。
每枚钟上的铭文，都是本钟正、侧鼓部音在两种以上不同调中所当之声，并提供不同诸侯国对同一音律的不同称谓。编钟铭文所描述的每钟双音多为小三度关系，侧鼓音为正鼓音上方小三度。测音结果与铭文所描述的音程关系相差不多，其中不准的音主要在下层的低频甬钟和上层的钮钟，这可以理解为在极低和极高音区铸调技术的局限所致，当然也可能存在着钟体经历锈蚀而导致音准出现误差。
古文字学家和音乐学家对编钟铭文研究发现，编钟铭文所叙述的内容反映出强调三度关系的认识，上层钮钟铭文不记律名，表明这种关系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音程观念，并凝练为术语“角”和“曾”。“宫角”、“徵角”、“商角”、“羽角”和“宫曾”、“徵曾”“商曾”、“羽曾”的广泛使用，反映出古人对弦长五等分振动所产生的乐音，不仅有了经验的认识，还总结出了术语表达系统。
虽然在过去两千年来中国音乐文献记载中几乎没有关于纯律的消息，但这套镌刻在青铜编钟上的铭文却告诉了我们一些不一样的实践，与编钟同墓出土并同样古老的五弦琴（今日七弦古琴的前身），则完全具备纯律实践的条件，在流传至今的众多乐谱中也能看到运用谐和三、六度的音位。这表明，纯律的运用并非必然地与复调音乐和功能和声体系共生，在旋律的单音音乐发展中也同样有所实践。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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