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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的事件超越激动而归于平静，这种平静就深埋下力量。
初春，我来到新疆于田，在一个当地人说是“大雁往南飞过”的地方，恭敬地走进劳动模范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走进20世纪50年代“于田县维吾尔族农民骑上毛驴上北京看”的故事中，就感受到了这样的力量。我能够清楚地感到，这种力量脉动于这个纪念馆陈列的林林总总的细节里，正凝结为思想，在我们注视下绽放。我在这思想光芒的击射下一阵阵晕眩，又在晕眩之后似乎更清醒。然后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这些感人的细节，进入咀嚼思考的状态；又在咀嚼思考无以超拔时，再次与这些令人感动的细节深情对视。
首先夺我目光的，是纪念馆大厅里悬挂的库尔班大叔和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中南海见面时的巨幅照片。照片中的库尔班大叔须发花白，一脸慈祥，是那样的本真。他略显拘谨，似乎缺些派头，但他幸福的笑意在眼睛里是真的，他掩抑不住的激动在心头也是真的，让人感动。他没有看我，只是侧着头，双手紧紧握着的手，目光与对视，好像心里有好多话要说，讲也讲不完。
我顺着他的目光迈开了这次参观的脚步。在纪念馆里走着、看着、听着，发现大叔骑上毛驴去看的故事非常感人。
解说员告诉我们，新疆和平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的库尔班•吐鲁木大叔非常敬爱。他无论见到哪个人总是说：“让我亲眼看看，我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杏子熟了，他就晾杏干；苞谷丰收了，他就拣几个最大的留下；甜瓜熟了，他又摘下两个最好的珍藏起来，准备随时带上去看。
库尔班大叔从来没有走出过于田。他不知道于田到北京的距离有多远，但他知道这一自然空间徒步跨越的艰辛，远没有忍耐内心强烈思念的折磨更难受。于是，1955年，他打了上百斤的馕，决心骑上毛驴跋山涉水去北京看望。打这以后，库尔班大叔就像铁了心似的，每年都有前往北京的冲动。
库尔班大叔为什么那么敬爱呢？
在纪念馆介绍大叔生平的展室里可以发现个中原因。走进这个展室，我发现，库尔班大叔的前半生非常悲惨。他从小失去父母，成了地主家的奴隶，没有谁把他当人看。当时，他只有两件可以称得上物件的家什：一块破毛毡，一个破铜壶。
然而，共产来了，新疆解放了，他不仅有了土地和房子，而且还享受到应有的平等和尊严。那个时代的干部群众这样告诉当时的记者：库尔班到县委书记家里去，就像走亲戚一样；库尔班坐过和田地委书记的吉普车，那时全和田地区也没有几辆吉普车，书记连他爱人和孩子都不让坐；村长、乡长经常到他家里作客，坐在他家的炕沿上一边抽着莫合烟，一边商量着如何建合作社、如何科学种田；库尔班从来没有这样扬眉吐气过……
看到这里，我突然有些触动和激动，就问：“这些是库尔班大叔敬爱的原因吗？”
是啊！维吾尔人是有类似知恩图报的格言的。库尔班大叔是个明白人，细心捋一捋如此多的细节，他当然知道谁真的对他好，谁是真的好人。何况当时的干部干了好事，群众要感谢，他们总是一句话：“我们是派来的。”大叔当然就把的恩情记在了心上，敬爱。
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是库尔班大叔敬爱原因的全部吗？
没有人回答我。
我想整理整理思绪，便来到了纪念馆院子里踱着步。我看了看手表，发现自己在这个纪念馆里不知不觉中已度过了两个多小时。前院后院的展室大小也不过四五间，然而，当我走出最后一个展室的时候，我觉得我似乎处在一个过去的火热年代里，怎么走也走不出来。那个年代的景象尽入我的脑海，不断闪现，不断聚幻，不断流动。
那是怎样一个年代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恐惧和诅咒一个思想，却又纷纷力图缓和这个思想所揭示的他们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修补其致命的漏洞；靠近我们的欧亚大陆的大片土地上，到处在歌颂这样一个思想，高高飘扬着这一思想火红的旗帜；当时的于田和中国，每个人都意气风发、信心满满，向着一种共同梦想奋力挺进。
所以我觉得，库尔班大叔对的热爱并不简单；仅仅把库尔班大叔看作“一个”人，认为他的行为只是知恩图报，多少有些肤浅，甚至是一种曲解。
在纪念馆院落里站了一会儿，我感到空气渐渐清新起来，不像早晨我来的时候这里正下着常见的细沙。沙很薄，如烟如雾。在这样一种氤氲掩映下，于田显得无尽蒙眬，令人担心起对深处、对细节瞭望的困难。现在，树梢上的沙已不再飘忽，天空现出少有的湛蓝。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又进入兴奋的状态，继续着我的参观和思索。
说实在话，库尔班大叔的质朴纪念馆，对于那些流连山水、猎奇览胜、尽享尊贵的游客来说，确实缺些雕梁画栋、历史珍宝、艺术珍品和名山名水。但是，如果你是一位思考者，尤其是当代中国人中的一位思考者，那么我认为，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这里有足够勾起你兴趣的东西。
此时，一封中南海的来信就紧紧拽着了我的目光。信是由办公厅寄给库尔班大叔的，用一笔工整小楷书写就。面对这样一封信，你不得不承认，它书写的态度十分严谨和不苟。信很简短，原文录下：
库尔班•吐鲁木同志：
你寄给的向日葵、杏仁、葡萄干，我们已于5月30日收到了。谢谢你。有规定，不收受群众的礼品。希望你不要再寄东西了。
中共办公厅秘书室
在这封信的旁边，摆放着库尔班大叔请人书写并帮助寄往北京的诸多邮包。其中两个盖过邮戳、仍有新疆土特产余香的木箱子格外显眼。显然是被收件人退回来的。
这封信实在简短了些，但它的严谨，它的坚持，它的拒绝，还有，它的那一点柔软，却让我感到无比温暖。我敢打，如果把它晒到互联网上去，肯定会引起疯狂围观，也一定令很多人汗颜！
我手抚中南海这封来信，感受着它的温暖，心中一阵沉重。因为我发现，在我们的身边，有些人高高在上，巧取豪夺，在悄悄地动摇我们共同大厦的根基。他们真的存心希望一种垮塌吗？
当我们读到这封信深处的真正情怀时，再看看身边这样一些人的作为，怎能不深深敬佩这封信对库尔班大叔献礼的拒绝呢？又怎能不感动当下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度呢？
我顺着放置中南海来信的方向向右折转，继续往前走着，突然发现一纸因展品缺位而特别书写的文字，心中忽又一亮。这纸文字的大意是，毛泽东在1958年接见库尔班大叔时，问他到北京来还有什么愿望，库尔班大叔不知如何回答，急红了脸，最后竟说了一句很物质的话：“我还没有穿过条绒布。”第二天，毛泽东就派人给库尔班大叔送来了10米条绒布。
看到这样的文字介绍，我不假思索地认为，这10米条绒布很有文章！便停下脚步，用心打量起来。
这10米条绒布是什么颜色的？库尔班大叔把它做成了可以显示身份的维吾尔人的“帕力吐”（维吾尔语：礼服的意思）了吗？它现在放在哪里呢？
据一位老同志回忆，这10米条绒布背后的故事触人心魄。故事说，当时的中国物质匮乏，供应紧张。对如何买这10米布，办公厅很是慎重，专门打了报告。报告称，考虑到当时买布需要布票，每个家庭都不宽裕，建议这10米布票请周恩来总理特批；而买布是以名义送库尔班的，钱应该由个人来出。
我没有能力了解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但我对一国领袖为一位普通群众的“闲话”那样认真，一点也不怠慢而特别感动。
我记得年轻时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经常去一个小饭馆。每次老板都会一声不响地额外送一盅汤给我，而且还作一个微笑。虽然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小动作，并无深意。但我仍然愿意成为这个小饭馆的常客。因为我知道，人有时很物质。朋友，亲情，凝聚力，都需要这样的物质的支撑。
来于田前，我就知道了库尔班大叔骑上毛驴去看的故事梗概，以及这一故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传颂的场面和影响。甚至我还了解，毛泽东写下著名词句“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时的那种欣慰、那种陶醉，也与这个故事的登场和当时中南海的一场晚会有关。
现在我更明白了，谁要想收获“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这样的大喜悦，除了能够兑现曾经的所有诺言之外，似乎还得具备时常“赠予”他人的情怀。人对人的敬爱和追随，往往就是因为一个微笑，一句宽慰，一眼悲悯……
我再次深情环视这个简朴的纪念馆，准备向它告别。这是我看过的最简陋最逼仄的纪念馆，但我却认为它简陋而不简单。如果能够不时打开它记忆的闸门，让它存储下来的那些情节风物扑面而来与我们对视，我们的许多走向就可能更清楚，我们的许多态度就可能更慎重，我们的许多舍弃就可能更从容。
（选自《新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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