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从史前走来的中国丝绸，与中华文明相生相伴，至今依然绚烂如花。它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又是如何不断演变、发展至今的？

明 红纱罗地平金彩绣百子金龙花卉女夹衣（复制品）北京定陵出土

　　中国是世界丝绸的发源地，以发明植桑养蚕、缫丝织绸技术而闻名于世，被称为“丝国”。数千年来，中国丝绸以其绚丽的色彩和浓郁的文化内涵为中国文明谱写了灿烂篇章。同时，丝绸也催生了丝绸之路，丝绸产品及其生产技艺被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东西方文明互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丝绸的起源 ·

　　关于丝绸的起源，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最著名的是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说（最早见于南宋罗泌的《路史》）。传说在四川地区一片茂密的桑林中，生活着一个叫西陵的远古部落，人们夏天穿树叶，冬天披兽皮。为了让大家穿得更好，首领之女嫘祖不断寻找着做衣服的材料。有一天，她发现桑树上的野生蚕吐的丝又细又结实，便开始在家中养蚕采丝。后来她从梭鱼那里得到启示，制作了缠丝的工具——梭子，又受蜘蛛结网的启发，把蚕丝织成了绸，从此大家便可以穿丝绸做的衣服，蚕丝业由此逐渐发展起来。为了感念嫘祖的功德，她被官方奉为“先蚕”，即蚕丝业的始祖神。北齐、北周时，京城开始建有专门的蚕室和先蚕坛。每年春天，皇后都要率领贵妇们穿着特制的服装举行仪式祭祀嫘祖，并亲手采摘桑叶，劝导民众从事蚕绸生产。此外，江南民间还有马头娘的传说，蚕农尊其为“马头神”“蚕花娘娘”，年年蚕事前后祭祀不断，祈求好收成。

元 团窠双狮纹纳石失（局部）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国丝绸的悠久历史。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距今大约5500多年）出土了半枚蚕茧，其切面极为平直，应该是用利刃切割而成的。蚕茧虽然部分已经腐蚀，但仍然很有光泽。1981—1987年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荥阳青台村遗址（属于距今4785—5500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发现了丝麻类炭化纺织品，研究后发现其均为丝质，有平纹织物和罗织物两种，其中用来包裹儿童体的浅绛色罗是迄今史前考古发掘中发现年代最早、唯一带有色泽的丝织物。2017和2019年，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科研团队利用酶联免疫检测技术，又在汪沟遗址（和青台村遗址差不多同一时期，相距也不远）中发现了丝绸残存。这些都证明了在5500多年前的黄河流域就已出现了原始蚕桑丝绸业。

　　那么在中华文明的另一重要起源地长江流域，先民们是否也认识到了蚕丝的妙用？长江流域是否也有原始蚕桑丝绸业呢？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长江下游的钱山漾遗址（属于新石器晚期的良渚文化）发现了一些绢片、丝线和丝带，学者鉴定后认为其中的丝线属于家蚕丝，丝带以人字纹斜编而成，绢片为平纹组织，经碳14测试则证实这些丝绸遗存距今已有4700多年的历史。2005年，此地又出土了一团长约7厘米的丝线，纺织界和考古界一致认为，这些丝织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长江流域最早的丝绸产品。

　　从西阴村到钱山漾，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摸索，终于完成了从驯化野蚕到缫丝织绸的伟大历史进程，点燃了丝绸生产的曙光。

· 古典丝织技术的形成 ·

　　1899年，在北京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偶然发现中“龙骨”上刻着的神秘文字，记录着殷商王朝的历史，这就是“甲骨文”。之后，在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陆续出土了几十万片的甲骨，其中很多记载了与蚕、桑、丝等相关的内容。可见，蚕桑丝绸业早已成为商代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被统治者所重视。

　　当时，为了方便采摘，先民们开始人工栽培较矮的桑树，人们站在地上就可采摘桑叶，而且这种桑树的叶多而肥厚，营养价值高。到了周代，人们对蚕的认识逐渐加深，如荀子在《蚕赋》里把蚕的生活习归纳为“三起三俯”，还提出蚕有雌雄之分。同时，人们还认识到用沸水浸煮茧会溶解部分丝胶，残留下来的丝胶也会软化，便于缫丝，于是出现了热水缫丝的工艺。

　　虽然商周时期的丝绸很少留存下来，但从残留在青铜器、玉器、泥土上的印痕，可看到罗、绮、锦、绣等品种均已出现。

汉 “五星出东方”锦护膊 新疆尼雅遗址出土 汉 “五星出东方”锦护膊 新疆尼雅遗址出土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繁荣的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频繁交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丝绸已不再只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也逐渐普及到了民间，管仲甚至通过丝绸贸易兵不血刃就征服了鲁国。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丝绸的产区不断扩大，但仍以北方为主，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四川地区。汉代朝廷还在丝绸生产的重镇——齐郡设立了专为皇室服务的三服官。这些都促使丝织技术水平获得进一步提高，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出现了以专门程序来控制经线提升规律的提花机——多综式提花机。

　　所谓“多综式提花”，就是把每一纬不同的开口穿在一根综杆（或综片）上，一个图案需要多少根不同规律的纬线就穿多少根不同规律的综杆。《西京杂记》中曾记载，汉宣帝时，巨鹿人陈宝光的妻子曾在大司马霍光家传授散花绫的织造技术，她使用的织机有120蹑（“蹑”指织机上的踏板数），60日织成一匹，每匹价值万钱。这种用踏板来控制提花综杆的织机，被称为“多综多蹑提花机”。在2012—2013年成都老官山汉墓的发掘中，又发现了一勾多综式提花机。这些机具的出现，证明了中国古典的丝绸技术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

　　这一时期，对丝绸业发展影响最大的事件，当属张骞“凿空”西域，丝绸由此被带到了西方。此后，经过中原王朝的不断经营，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的交通，形成了一条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通道，并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达到了全盛。千余年间，无数商人驼队在这条路上来回穿梭，将大量中国生产的精美丝绸贩运到世界各地，同时也把中国先进的养蚕织绸技术传播出去。

· 融合与转折 ·

　　随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融合的局面。在丝绸业上，表现为秦汉以来的古典丝绸体系融合了许多外来因素，进入了一个大转折的历史时期。

　　这种转折首先表现在丝绸产区的变化。长期以来，丝绸的主要产区一直集中在中原地区，然而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大地一直处于长期混战中，长江流域相对安定，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为南方带去了桑蚕丝绸业的先进技术和大批劳动力。朝廷也十分注重发展南方的丝绸业，唐大历二年（767年），薛兼训（唐中期大臣、将领）任浙江东道最高军事长官时，看到当地农村养蚕不普遍，丝织技术比较落后，就从部队中挑选了一批来自北方的未婚士兵，让他们回家乡选择善于缫织的女为妻，并带回南方，此举使得绍兴一带的丝绸业迅速发展。全国逐渐形成了黄河流域、四川盆地及长江中下游三大丝绸产区。

　　无论在生产技术还是艺术风格上，这一时期的丝绸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中西合璧风格。众所周知，以纬线起花，并使织物图案在纬向循环是西方的织造传统。这种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后，中国传统的织锦由以经线显花的经锦逐渐向以纬线显花的纬锦过渡。与经锦相比，纬锦更利于图案换色，能够表现更为细腻的纹样，这一改变在中国丝绸史上意义重大。

唐 宝花纹锦图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此外，在北朝至初唐年间，能工巧匠们又把来源于中亚的纬锦机和中国传统的花本相结合，发明了能同时控制织物图案经纬向循环的束综提花机，使中国的丝织技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丝织技术上的发展也表现在印染和刺绣方面，各种新的植物染料逐渐传入中国，各种防染印花技术得到了充分发展，唐代三缬——绞缬、蜡缬、夹缬名声盛于天下。长期以来一支独秀的锁绣针法逐渐被淘汰，劈针、直针、钉针等新针法开始各领风骚。

　　频繁的文化交流不仅使很多源自西方的图案，如山羊等动物纹和太阳神等异域神祇开始出现在中国丝绸上，也促使工匠们通过不断汲取西方纺织文化的元素，创作出一些新的纹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陵阳公样”，“陵阳公”即窦师纶，唐代丝织工艺家、画家，大约生活在唐高祖、唐太宗的年代。他公务之余潜心研究由丝绸之路传入的西方图案，在此基础上用环式花卉或卷草代替原来的联珠纹，用中国特色的传统动物替代西域诸神，形成了将动物置于花卉环团窠中的新设计风格，成为流行图案。

　　此外，当时还流行一种宝花图案，以柿蒂纹为原型，再结合各种植物的变形图案形成的想象图案。它的取材，既有来自印度佛教的莲花，又有地中海一带的忍冬和卷草，还有中亚的葡萄和石榴，以及丰富的中国本土题材，是一种兼容并包的艺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硕果。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写实意味日益加强，宝花图案的主题逐渐向充满生活气息的折枝花鸟纹发展，风格更为写生、生动、逼真。由此，丝绸艺术的主流在唐代转弯，向着折技花鸟的方向缓缓流去。

· 日臻成熟 ·

　　经过文化和技术上的长期吸收和融合，隋唐时期丝绸业经过转折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技术体系。此后，宋元明清时期的丝绸业主要就是沿着转折后的方向逐渐发展。

　　宋王朝建立后，为增加收入，统治者改变了传统的轻商、抑商政策，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丝绸的流通更为普遍和频繁。北方传统丝绸产区经过“安史之乱”后长达一个世纪的兵燹，呈现萎缩状态；而南方的统治者为了安定社会，经常实行奖励耕织的政策，特别是南宋朝廷定都临安后，随着政治重心南移，大批技艺精湛的纺织工匠定居江南，丝绸生产的重心也南移到了以江浙一带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一时期，丝织业在生产工艺上形成了从栽桑、养蚕到牵经、络纬、上机织造一整套工序，并有了脚踏缫丝车、高楼提花绫机、罗机等生产工具；在艺术上，两宋时期的丝绸图案与人文艺术结合得更紧密，自然生动的写生折枝花、穿枝花及花鸟纹成为首选题材，形成了轻淡、自然、庄重的时代特色。

宋 缂丝牡丹纨扇

　　和两宋王朝同时存在的，还有北方地区由契丹、女真、项等相继建立的辽、金和西夏王朝及在南宋后期由蒙古族建立的蒙古汗国和元朝。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对金丝织物有着狂热的爱好，特别是疆域辽阔的元朝，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中原文化并存、激烈碰撞并逐渐交融，对丝绸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元代技术和艺术成就最高的纳石失为例，它源自西域，是波斯语“织金锦”一词的译音，蒙古贵族为了获得这种金碧辉煌的织锦，专门设立了5个作坊，而织工多为回族工匠。

　　到了明清两朝，丝绸的主要产区进一步向环太湖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集中，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苏州、杭州、松江、嘉兴和湖州地区成为五大丝绸重镇。以湖州为中心生产的“湖丝”，是海内外众多地区丝织业的原料，如西北的潞绸、广东的粤缎等都以湖丝为原料，连苏州、松江等丝织业发达地区也用湖丝为原料，有“湖地宜蚕，新丝妙天下”之说。皇家也纷纷把官营丝绸作坊设在江南一带，不论是明代的南京、苏州、杭州织染局，还是清代的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在规模、丝绸品质和产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明清时期的丝绸生产，在工序上分工更细密，专业化程度更高，络丝、牵经、接头等丝织前的准备工序，因为需要高度的技巧，往往自成一个行业，且世代相传。这一时期，花楼织机的产生和盛行，是中国古代丝织技术达到巅峰的标志之一。丝绸种类也更加繁多，并形成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种，如南京的云锦在品种设计和织造技术上水平很高。随着刺绣商品的活跃流通，出现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地方绣品，特别是苏、粤、蜀、湘四种地方的刺绣销路最广，有“四大名绣”的美誉。

· 结 语 ·

　　丝绸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联动世界的纽带。它与中华文明相生相伴，它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的文化和商贸交流。2000多年来，世界历史中青春永驻的商品，唯有中国丝绸。由此看来，丝绸又岂止是丝绸，它是古老中华文明的象征与载体。

作者简介

徐铮，中国丝绸博物馆陈列保管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