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的产生与烹煮食物、储存食物有关，正是有了陶器，人类才能将打猎、采集获得的食物进行烹煮并食用，这使得人类的脑容量进一步增加，提高了人类的智力，而提升的智力又会反作用于劳动上，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

1、陶的诞生，陶的诞生是人类漫长发展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在陶出现之前，人类使用的容器大多取自动物骨头或石器，被人类稍微加工后就可使用。但是陶器与之不同，是人类利用自然界的黏土、砂石以及水等材料加以搅拌，通过捏塑、贴筑和盘筑等手法成型后用火烧制而成。

这种发展、进步是不经意间的、非刻意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促进了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期发展至新石器时期，可能这种转变是多因素的，但陶器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

思考陶的诞生，就不可避免的想到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是如何将土与火联想到一起的。首先是黏土的使用，人类开始利用黏土，可能是对于制作雕塑或者装饰品的需求。现代考古发现，在很多遗址中最早出现的是未经烧制的小雕塑，这很有可能是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制作这种小雕塑用于瞻仰膜拜或者占卜。

同时，当时的人类还会利用黏土制作小球，用于计数、装饰等，证明人类当时已经了解黏土的特和掌握了捏塑的技法。而制作陶器的第二个重要条件就是火的使用，人类在几万年以前就掌握了如何使用火的方法，同时也发现了火可以将黏土变硬的自然规律。

斯洛伐克地区的夏维斯特尼斯遗址距今26000多年，在这一遗址当中出土了成千上万的陶土碎片，证明在当时人类就掌握了火和黏土特的知识。而人类是如何发现火可以使黏土变硬，可能是人类无意识将制作的黏土制品放在篝火附近，经过烘烤后制品发生了硬化，故而发现了这种原理。这种起源说被为炊具起源说，即人类将盛放食物的黏土器具放置在篝火旁时，炊具发生了硬度变化，这种起源说是陶瓷界普遍接受的看法。

而人类是如何将火与黏土烧制原理用于到制作生活容器的，则很有可能与陶器产生前时代的人类会使用葫芦、大贝壳等充当容器有关。人类在创造某一个事物时，并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加将以往的一些事物联系在一起，所以远古时代的人类是先发现了黏土塑的特，然后想到可以将黏土捏成贝壳等自然容器的形状，从而出现了使用黏土作为原材料制作生活容器。

而将黏土制品变成陶土制品，这个起因除了炊具起源说以外，还存在建筑起源说、泥烤说等，这几种说法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就像陶器的起源地一样，并不一定出现时间最早的就是唯一起源地，陶器出现时间晚的就一定是其他地区传播而来的，陶器的起源地是多元的，并不是单一的。建筑起源说是范迪维尔根据对西亚地区新石器陶器的研究提出的，即当时的人类会在建造房屋时，使用黏土加草木混合的材料。

这种材料并不是靠火烧硬化，而是通过日照将其变硬，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类发现了热量可以使黏土变硬，进而开始尝试使用火源来烘烤陶土。同时其也认为陶器制作技术可能和石膏技术相关，因为在当地遗址考古中的研究发现，石膏制作技术早在前陶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并且在出现陶器容器前该地区的容器很多都是灰泥制作的。

而另外一种泥烤法，则是指一种烹饪方式，即用泥土将食材包裹放入篝火中进行闷制的一种闷烤方式。这种烹饪方式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叫花鸡，其实这种烹饪不仅仅我们中国有，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烹饪方式。在烤制过程中，包裹食物的黏土会硬化，远古时代的人类可能从中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将其利用。

这几种起源说法中最主流的就是炊具起源说，但笔者认为起源可能是多样化的，这一地区可能是炊具起源说，另外一个地区是建筑起源说，而其他地区也可能是其他没有提到的起源原因。

我国陶器起源的研究历史悠久，目前发现的考古遗址大约在20多个，大致可以以长江流域为界，分为南北方两个区域。南方江西仙人洞遗址距今两万年以上，而北方的吉林后套木嘎、白城双塔等遗址距今1万年左右，但并不能单纯的以其时间前后来确定我国陶器是由南方传播致北方的，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陶器的起源是多元化的。

因为南方的陶器多为圆底釜类，微弧腹，而北方的陶器则为平底器，并且纹饰上也存在着不同。这一现象也印证了笔者前文的观点，陶器的起源是多元化的。同时，国内时间最早的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器并不是最早的陶器器型，其在工艺上已经一定程度的成熟，这说明我国出现原始陶器的时间应该更早，这需要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

2、陶的演化，数万年前，那时的人类会利用黏土制作艺术品和装饰品，如小型雕塑、项链、手链等，这些黏土制品可能经过晾晒、低温烧制，而这种亚陶制品被学界称为“软陶带”，这种“软陶带”可能被人类使用了几千年。

在这之后，人类的活动内容扩大，通过渔猎、采集以及早期农业、畜牧业，人类可以获得相对稳定且充足的食物，并且稳定的气候、充足的食物促进了定居生活，笔者将之称为新石器时期制陶早期（公元前13000年——前7000年）。这一时期，人类开始在定居点附近选择相对固定的黏土来源制作陶器，早期的陶器因为仅仅使用单一黏土作为原料，会出现不容易塑形、烧制后开裂等现象。

于是，当时的人类开始将一些其他物质加在黏土中使用，他们会选取定居点附近已有的石料、蚌壳等材料加入原生态黏土之中，以增加陶器的硬度。并且因为在制作过程中，石料、蚌壳会被研磨成细粉。这是因为在制作过程中，制作者需要用双手进行捏造，如果不将其研磨成粉，容易划伤双手。并且原材料经过研磨后也能避免陶器烧制后，出现开裂的现象。

在这一时期，人类普遍使用捏塑法、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筑成法这三种成型方式。烧制的方式多将坯体直接放在平地的火堆或者炉灶中，稍晚一些出现了平地封泥烧制法。同时在这一时代人类已经开始使用陶拍来调整坯体的厚度不均、质地不够紧密等问题，同时人类的审美也在提高，开始在制作过程中加入装饰纹样。这些装饰不但可以起到装饰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起到加固陶壁的作用。

在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江西的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中都发现了公元前12000年的陶器文物，其特点是陶器中普遍夹杂较大的石英砂石，大者直径可达20多毫米，质地疏松，有较强的吸水，其色大多为褐色，器物的造型也多为圜底。在我国北方，河北徐水南庄头也发现了原始陶器，与南方器型的差别，主要是其为平底。

新石器时代制陶中期（公元前7000——前5000年），人类经过长时间的探究和尝试，已经掌握了许多制陶的经验。制陶的工匠开始有意识的选择更加细腻的泥土来制作陶器，因此出现了泥质陶，同时在加入砂石、草木灰等材料烧制后出现了夹砂陶、夹碳陶等。

在这个时期，除个别地区还在使用捏塑法，或者正处于泥片贴筑法转变到泥条筑成法的过程中，其他绝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开始采用泥条筑成法。同时在对坯体的调整工艺中出现了抹泥和慢轮修整两种方法。

在烧制方面，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的进步，出现了坑穴式窑和横穴式窑两种真正意义上的陶窑。这种窑炉的出现，有利于温度的聚集，提高了温度的同时也提升了陶器的质量。这一时期的陶器因为烧制温度的提高，所以成品的颜色主要为红色或褐色，但是陶器的表面往往会出现色泽不一的情况。同时，这一时期的装饰纹样也比较单一，但是黄河一带的逐渐开始出现彩陶。

在这其中，陕西华县老官台文化是最具有代表的，该文化的早期考古遗址主要包括临潼白家遗址、渭南北刘下层遗址和商州紫荆下层遗址等。在这些遗址当中发掘的文物以夹砂的红褐色陶或灰褐色陶为主，但在其中并没有发现泥质的陶器，这一时期的纹饰大多采用错绳纹，在临潼白家遗址中发现了最早的彩陶文物，其器型主要有直筒形的三足罐、三足或者圜底钵、圈足碗、小口鼓腹罐等。

老官台文化晚期遗址包括了宝鸡北首岭的下层遗址、华县老官台的遗址等，发掘出来的文物大多为夹砂的红褐色陶，同时发现了泥质陶器以及灰陶，纹饰大多是垂直或者是倾斜的细绳纹，同时也发现了有少部分的堆纹、戳划纹和彩绘的陶器，文物的器型包括了鹅卵形的三足罐、平底亦或者为圜底钵、圈足或假圈足的碗等等。

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5000年——前2070年），人类通过长时间的制作，总结出利用砂石与黏土相掺和有利于提高陶器的硬度的经验，这种材料可以使陶器兼具耐高温和承受急冷急热的能力，所以这一时期的工匠们统一采用了砂石加入黏土中。

同时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轮制法，工匠们为了方便制作，防止划伤手指，所以会将泥料研磨的特别细腻，所以这一时期的陶器相比早中期时会显得更加细腻。在这一时期，除了采用泥条筑成法，还出现了轮制法和模制法这两种新的制作方式。而烧制方面则出现了横穴式升焰窑和竖穴式升焰窑两种窑炉，这种窑炉相比于以前显得更加高级，同时烧制的温度变得更高，因此烧制出的陶器品质也更加的精细。

在这一时期，以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陶器最具代表，仰韶文化的陶器主要是以彩陶而闻名，其常常在表面用红色或黑色勾勒出几何形纹样和动物花纹，这当中最著名的则是人面鱼纹彩陶盆。

马家窑文化制陶产业也是十分发达，其陶器的艺术风格和装饰语言继承了仰韶文化时期彩陶的特点，并且在绘画技艺上更加的精细，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这时的陶器大多是采用泥条盘筑的方式制成，陶壁被打磨得很细腻，陶壁颜色为橙，其中具有代表的作品为裸体浮雕彩陶壶和太阳纹彩陶罐。

陶器产生的时代，人类过着一种半定居式的生活，正是陶器的出现，人类拥有了储存大量的植物种子的前提条件，人类开始将野生的植物种子培育成农作物，而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大量的时间，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定居生活模式的产生。